不久前，我在整理1970年的日记时看到，其中提及当年插队地云庄村的一对夫妻：梅发、梅英。使我兀然想起一件往事：当时我曾经注意到云庄村里四十岁以上的夫妻中有一个现象，夫妻两人的名字中有一个字是相同的。上述梅发、梅英就是一例。不记得我有意在日记中借故记下了之后为何没有追根寻底，应该还有类似现象，现在一下子回想不起来了。与插友聊天谈及此事，果真又回忆起有风祥、风英这样的“夫妻档”。

前几天，我在QQ上与云庄村的“80后”聊天，谈到了上面这件事。凑巧的是，这位“80后”也是一个有心人，他告诉我，他也曾经注意到，他的爷爷奶奶在名字中有相同的字：干才、干英。老人如今已近九秩高龄。与上述梅发梅英、风祥风英是同龄人。

这是挺有趣的现象，但是一下子找不到相关的民俗学说法。

在百度查阅得知，中国古代就有结婚后女方的姓名采用“夫姓-本姓”的形式，例如，何姓女子嫁与王姓男子，女子婚后特别是丈夫亡后就只称“王何氏”。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首次对“夫妻之冠姓”作了法律表述：“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 现代的中国大陆除了在族谱和墓碑外已经几乎完全不用这种形式。但在台湾、香港、澳门、海外华人中，不少人仍然沿用这种形式，如方瑀嫁给连战（现任国民党名誉主席）以后叫连方瑀，但现在台湾因民法的修正，已经极少人“冠夫姓”了。

按照百度的说法，香港在正式场合中冠上夫姓的女性，多为政府官员或名门望族的女性，例如陈冯富珍（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方安生（前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等。

对这种“冠夫姓”的现象是耳熟能详的了，但是，从未在各种媒体上见到过“从夫名”的做法。我与父亲谈起此事，他的老师从事民俗学研究数十年，存世的著作和藏书中也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从夫名”似乎是闻所未闻的。

我在想，“冠夫姓”的做法虽然有千百年的历史，但在实用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以云庄村为例。全村是艾姓大家族。以往婚嫁的范围不大，周围村庄嫁入本村的其他姓氏也有限，记得我们插队期间得知，主要有姚、邹、曾、侯等，并不是很多。所以，在一个大家族所在的大村子里，采用“冠夫姓”之法，会同时出现几个“艾姚氏”“艾邹氏”“艾曾氏”“艾侯氏”等。而采用“从夫名”，既可以体现“嫁夫从夫”，又不失自己的本姓，还能避免重复的现象。例如，同龄人当中有两个嫁到本村的姚姓女子，按照“冠夫姓”就会同时出现两个“艾姚氏”。但是，采用“从夫名”，就不会有两个“艾姚氏”了，她们的夫君有按照艾氏字辈起的名字，同龄人尤其同辈人不会同名字，所以，保留女方本姓姚的同时，再用夫君的名加上一个后缀，成为已婚女性的姓名，就可以避免出现两个“艾姚氏”并存的现象。

但是，为什么这种“从夫名”的民俗并未广泛而持久地存在？我认为，可能与中国大陆社会变化迅速有关。一般说来，“冠夫姓”是因为千百年来长期存在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已婚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所造成的。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迅即进入合作化，已婚女性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参与记工和分配制度。在集体化的劳动组织中，每个劳动力都有“工分簿”，年终分配前也会公布每个劳动力一年来的工分汇总数字。在诸如此类的公共场合，每一个已婚女性就要有一个能够代表自己的个性符号，其基本的一条就是要一一对应，不能重复。显而易见的是，“冠夫姓”的习俗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从夫名”就应运而生。但是，这种“从夫名”又是昙花一现，因为中国大陆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所以，五十年代长大成人的劳动力进入集体化劳动组织的时候，就没有了“冠夫姓”带来的麻烦，“从夫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上述想法有待民俗学的调查研究来证实。尤其是“从夫名”究竟何时出现、何时消亡，是决定我的想法是否能够成立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