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二月京城之行,第2天
(2023-12-02 13:09:00)分类: 陈年旧迹 |
2月2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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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之后,两名棋手又聚到一起切磋棋艺。这次我看清了那本书的书口上有“胡耀宇”等字样,我知道此乃围棋新秀,再端详他俩,实在有点面熟。我抓住一个机会又和他俩搭讪上了,直截了当地请教两人的大名,“活跃”者抢先回答:“他叫胡耀宇,我叫邱峻。”我看着“文静者”,脱口而出:“原来,你就是胡耀宇!久闻大名。”他有点腼腆地笑了笑。我又问邱峻:“上海围棋界好象还有一位姓邱的,写过不少书,还常在电视上讲棋。”这回胡耀宇争先回答:“对,叫邱鑫,就是邱峻的爸爸。”“真是将门出虎子!胡耀宇的父母也下棋吗?”“不,他们不下棋。”他俩不怎么喜欢谈论自己,撇开我,继续谈论他们钟情的黑白世界。
胡耀宇又走开了,我问邱峻:“你们同行的还有几人?”“还有两人。一个上海棋手,另一个是台湾棋手。”听说是台湾来的,我又起劲了:“台湾棋手的棋艺如何?”“他是台湾的一品,相当于大陆的九段,今年二十岁。台湾每年都派一名年轻棋手来参加新人王战。”
我问他俩的段位,邱峻说他是五段,胡耀宇是六段。我问段位是怎么升上去的?他说是每年经过段位赛,达到一定成绩,才能升段。
我忽然想到,他俩是14岁就离开上海到北京参加集训队的,就问邱峻是否习惯远离父母的集体生活、生活费用如何解决。邱峻说,早就习惯了,至于生活费,集训队是负责住宿和伙食的,另外还有每月一千元的工资。我不禁一楞,好家伙,小小年纪已经挣大钱了。但我还进一步追问:“你们参加比赛,还有出场费吗?”“有啊。象这次新人王,参加第一轮比赛,无论输赢,都有五百元;第二轮是六百元,第三轮是八百元……”胡耀宇回来了,叫邱峻一起到同伴那儿去,闲谈就到此结束了。
到北京站下车时,我抓住最后的机会,问他俩,韩国的李昌镐不比你们大多少,你们想不想战胜他?他俩说,当然想战胜李昌镐。我说,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至此,握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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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后,火车已经在华北大地上奔驰。和江南风光迥然相异,见不到常青的山陵、潺潺的流水,而是广阔的平原,间或有一些树木、村庄;铁路沿线,大小河流都冰冻着,在早春的晨光下闪耀着银白色。偶尔也会看到,几处冰面上有人在凿出或圆或方的冰窟窿。这是养鱼塘,凿破冰盖露出水面是为了给冰层下的水体提供换气的通道,以避免鱼类缺氧死亡。我总觉得视野中还缺少点什么,而不只是自然风景不同,可偏偏又找不到感觉。
随着与天津距离的不断缩短,广袤的乡村大地开始有点“城市味”了: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暖棚,这是大城市郊区的特色之一,为城市提供时令蔬菜的场所是也。与江南农村的暖棚不同的是,华北的暖棚严格采取坐北朝南的格局,棚顶是北高南低,成倾斜状;其材质也不象江南那样是简单的农用塑料薄膜,而是在薄膜上还覆盖着一层秸秆编制的帘子,显而易见,是为了加强对寒气的抗御能力;东西两端留有供人进出的门;北侧则是用砖头砌的矮墙,高度约在1.5米左右,这是江南很少见到的结构。正在纳闷之际,一个景象跃入眼帘,揭开北墙之谜:农民们在明媚灿烂的阳光下站到北端矮墙墙头上,象城里人收竹窗帘那样,把覆盖在顶棚上的秸秆帘子收拢卷在北端墙头上。这帘子的门幅在2米左右,长度也超过2米,卷拢起来的集中荷载对简单的塑料大棚是难以承受之重,确实需要有一个足够坚固的支撑物。
过了天津,我才有所感悟,华北大地缺少的是什么。京津之间不过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却与上海苏州之间铁路沿线的景观大相径庭:这里沿途很少见到工厂建筑,风光漂亮的三资企业更是几乎为零,而苏南铁路沿线的三资企业可谓鳞次栉比;这里浓浓的田园风光尚未褪去多少,农民的住房基本上还是四合院格式,虽然成色较新,但绝对没有苏南农宅奋力赶超城市那样的气派;这里还留有相当多的春节气息,长方形的大红窗花剪纸依然飘拂在家家户户的窗户上,甚至在市区边缘六层高的新公房的窗户上还能见到这样的窗花,而且,城乡是那么的一致,窗花都贴在玻璃外,这样古朴的民俗在苏南是很少见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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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火车抵达北京。步出北京站,宽敞整洁的站前广场几乎使我误认为走错了地方。近年,北京对站前广场进行了大力整治和改建,使原先拥挤杂乱的面貌焕然一新。相形之下,上海火车站的广场就有点“脏乱差”之嫌了。
不过,我没能找到去我下榻之处的捷径。按理说出站后对面就是南小街,步行二十分钟就能到达我的目的地。可是,今天却遇到重重栅栏,仿佛是迷宫,左顾右盼,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出路。手里提着沉沉的资料和行李,为难之际,正好一辆出租车开到我面前,于是我就上了车。
我估计有个起步价就能到家了,只要穿越站前那条业经拓宽的北京站西街,就是南小街。我问司机:“南小街有没有实行单向行驶管理?”司机说;“今天正好是‘北京马拉松比赛’,许多道路实行戒严(交通管制),必须绕道走。”正说着,果然见到几个交警在十字路口指挥车辆拐弯、绕道,随后有一些长跑运动员零零星星跑了过来。司机说:“今天只能先向东向南,绕到建国门那儿再回过头来。”我只得听从摆布,尤其是到立交桥上上下下一阵转悠,我就失去了方向感。
再次看到北京站那个“民族风格中式大屋顶”的时候,确实是换了一个方向,来到车站的西侧。司机猛的一个大转弯:“前面就是南小街了。”我有点不相信,4年前这个路口没有这么阔绰漂亮啊。当时路口东侧是围墙圈着的工地,如今,北京国际饭店已经落成开业,门前开阔的广场是上海各大豪华宾馆饭店所没有的;加上路口西侧原有的简易搭建已经清除,整修得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着实令人眼前一亮。的士又向里开了几十米,路面明显收窄了,旧景象也多了起来,我才确认是来到了南小街。
司机对这一带不太熟悉,反而要我带路。我让她放慢车速,在那条与上海华亭路差不多大小的南小街上缓缓而行。司机有一个手机,接到朋友的电话,居然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哇啦哇啦地大煲电话粥,大概对方也是个女性,话题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我想,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可没有这样潇洒,行规是不允许司机在载客时这么做的。不过,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自己车上有客人,本来只要起步价就能到的,却遇上戒严,绕到现在,快20元了。
到家了,计程器显示的是19元,我掏出两张10元。只见司机伸过手来,我以为给我找头,谁知恰恰相反:“再给我1元。”“为什么?”“调度费,2元。”“什么调度费?”“你是在火车站上车的,那儿有调度指挥的,所以要加2元。”我有点吃惊,但懒得论理,归心似箭地想见到阔别四年的双亲。我下了车,递给她1元硬币,她又给我两张小纸头。我定神一看,是“停车管理费”的收据。看来,这个的士司机是在斩外地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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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议结束较早,我决定乘公交车回家。从盛福大厦出来,到凯宾斯基饭店对面上了一辆到东直门的公交车。东直门是个公交枢纽中心,换乘应当比较方便。
来到东直门,没走多远,我就有一种失望感从心里升起。这里以东直门外斜街为中心,聚集着十多条公交线路的起始站,可是,四下张望,根本就找不到一块醒目的公交站牌或其他的指示标记。我向路边某公交站头上的纠察请教24路电车站点的位置,那人随手指向东外斜街里端。可是我按此方向一路寻觅了好长一段路,未见24路的踪影,只得再问一位警察,他也是随手一挥,嘿,正好让我反方向去找!我没辙了,只得从东外斜街抽身退出,一边走一边领略路边风光。
虽然这儿不是交通主干道,但路幅还是蛮宽的,不象上海的一些非交通干道那样狭窄。可是,这里的交通几乎没有秩序可言,人行道被夜幕初降时纷纷出笼的小摊小贩占据了(他们是否无证摊贩未及查考),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在马路上混杂在一起,杂乱无章,而且都是我行我素,路面上也没有任何交通分隔的标志线,于是乎喇叭声声,刺耳的噪声叫人脑袋发胀。不过,在这里,包括在北京的市中心,在马路上不必担心“助动车”这样的不速之客。我在上海过马路时最害怕的就是在匆匆忙忙穿过车水马龙的马路时,冷不防会从自行车车流中窜出一辆速度飞快的助动车,从你面前或脑后镖过,让你惊得一个寒颤。北京的街头见不到这种“打擦边球”的助动车,虽然可以理解为此乃北京决策者的高明和远见,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北京民众的生活节奏也确实不及上海那么快。
无意之中我看到116路公共汽车,是到东四、东单方向的,我就上了车。适逢下班高峰时节,慢慢悠悠地开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回到了热闹的东单大街。四车道上机动车、自行车穿梭往来,繁忙之中显得有点嘈杂。机动车遇到乱穿马路的行人,还是礼让三分,难怪昨天一早我急吼吼赶路时会分外觉得北京的公交车车速太慢。看来,不仅北京人的生活节奏与上海有所不同,公共场合的习惯素养也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