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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讲演录《西方哲学》5

(2022-06-16 15: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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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思考

文化

杂谈

分类: 思考

牟宗三先生西方哲学讲演录5

第五讲

我写《认识心之批判》的路数大体是近乎康德的路,但不是严格的康德的分析哲学。从题目表示出来,那是对知性的超越的分解,但这个超越的分解只表示它的逻辑性格。严格讲,这个“超越”一词不是康德的意义。康德讲的超越意义一定指知性的存有论的性格讲,要涉及到存在才行,光说它的逻辑性格还不能算超越。但是,现在我方便讲,也可以用“超越”这个词。我这里说“超越”是显知性中纯理的那个成分,知性中纯理的那个成分需要通过对逻辑系统作超越的解释。所谓作超越的解释,就是作理性主义的解释。因为通过理性主义的解释才能证明逻辑的必然性、普遍性,证明它的必然性才能从理性主义进到先验主义。这个就是近乎康德的路。

我们对知性作超越的解释,先显它纯理的这一面,先显我们知性中那个纯理之体、逻辑之体。我们拿纯理作定常之体。纯理从哪里显出来呢?就是从对于逻辑系统的超越解释而显。这些是我的《纯理章》所讲的。那里面有三章,第一章是对逻辑系统的解释,由形式主义的解释进到理性主义的解释。第二章讲数学,discursive thinking一步一步走,在步位相上就安排数学。在展布相上安排几何学,这是第三章。这是我们知性中的定常之体,这个定常之体当然是属于logical,不属于康德所说的ontological。

我们把知性中的定常之体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再讲它在知识论中的作用,这个作用在我那部书中就名之曰“格度”。

《纯理章》那三章讲逻辑、数学、几何,这是知性中的定常之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分,东方的思想文化(不管是中国的或是印度的)不能正视这个成分,这个是西方的长处。纯粹知性是没有限制的,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解能力,而是没有把纯粹知性提炼出来。科学要靠纯粹的知性所显的逻辑、数学、几何学。因为自然科学要靠经验法与逻辑、数学、几何学的结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呀。所以,我们现在讲学问拼命地把这个东西显出来。与中国文化对照,从先秦发展到现在二千多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嘛。

在中国,pure understanding没有显出来,在佛教也没有显出来,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东方人的文化精神、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是往上转。要正视知性的定常之体,使我们的心思往下转,向外开。你不向外开,怎么能了解自然对象呢?怎么能了解这棵凤凰木呢?都往上转、往上看,这棵凤凰木谁来了解呢?不能靠上帝呀。光靠上帝,科学出不来的。儒家以前天天讲内圣之学,光内圣之学也不能出科学的。内圣之学就是慎独,儒家传统基本的学问精神就是慎独,慎独通天道,天道性命相贯通。但是,慎独也不能出科学。佛教证涅槃,证涅槃也不能出科学。道家呢?道家做什么功夫呢?就是无为、自然。“致虚极,守静笃。”(老子《道德经》)这是道家的功夫。这些功夫都不是正视我们的纯粹知性的。所以,逻辑、数学、几何出不来,也不能正视数学的应用,所以,自然科学出不来。

逻辑、数学、几何、自然科学,这些不是西方的专利,这是我们人类理性所应当有,而且必然有的。早晚都要出现。我们东方人的心思以前不用在这里,而用在另一方面,所以,显另一方面。显另一方面也有价值呀,这个也不是东方人所特有的,西方人也当该了解一点。你也可以看看涅槃,讲讲慎独也可以呀,这是真正的moral practice,道德实践之所以为道德实践,主要功夫在慎独。

哪几部儒家经典体现慎独呢?就是《大学》《中庸》。

《大学》讲“慎独”这个观念紧扣哪个地方讲呢?就是“诚意”。《大学》就是从诚意讲慎独,“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是《大学》讲慎独。《中庸》也讲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大学》与《中庸》是从两个观点讲慎独。用刘蕺山的话说,《大学》是从心宗方面讲慎独,《中庸》是性宗的慎独。纲领是如此,这是一定的。把握这个纲领便能很容易了解。这样你就能了解儒家讲功夫。要不然,天天讲道德功夫,到底是什么功夫呢?你说做好的功夫,你说你好,我说我好,这样一来就坏了,究竟谁好呢?做道德实践的功夫,完成自己的人格,就是要慎独。什么是慎独?《大学》《中庸》都给你讲出来了。

在中国,纯粹的知性显不出来,纯粹知性是认知主体。孔孟也不显认知主体。孔孟显的是什么主体呢?照孔子讲就是仁,照孟子讲就是性善的性。孔子也讲智,讲仁且智,那个“智”不是纯粹的知性。孔子所言“智”是智慧。但也不是说中国人先天地不会讲科学,也不是说中国人先天地不能显出这个纯粹的知性。而是我们以前用心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人类的理性都是一样的,只是发现有先后,表现有轻重而已。

上次我们讲知性的定常之体。现在讲这个定常之体的用,这个用是就知识论讲的。就知识论讲的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用可以成功知识,成功自然科学所代表的那个知识。因为我们不显那个知性的定常之体,所以,那个用也不清楚,也就没有科学。中国的实用科学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科学之境。

知性的定常之体在知识论中的作用就是“格度(frame)frame就是一个架式。你要知道这个架式多重要。原始社会不重视架式,一刀一枪,谁的拳头大谁占上风,这个不行呀。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但原始社会重英雄,显个人的精彩。现代社会不显精彩。美国总统马马虎虎,谁都可以干。最重要是拥有原子弹。原子弹是高度科学的发展才造出来的。

高度科技文明中需要有frame,那么,我们的高度的知性要显出来。原始社会用不了这一套,人的心思往智慧的方向用。所以,孔夫子也不显知性,但他显智慧。释迦牟尼佛也不显知性,他主要讲三法印。这个脉络我给你们点出来,你很容易懂。要不然一塌糊涂。

现在我们显纯粹知性之用,这个“格度”从哪里发现呢?要走康德的路才能发现。我就是顺着康德的思路讲四个格度。严格讲,这个讲法不完全合乎康德的意思,这是我的《认识心之批判》的借用。我讲四个格度:一个是时空,严格讲,时空是两类。一个是因故格度,一个是曲全格度,最后一个是二用格度。

系统就在四个格度这里展开,意义丰富,最精彩就在这四个格度,这是我用心的地方。我特别的贡献就在《纯理章》讲定常之体。《纯理章》包括逻辑、数学、几何三章。

我当时把时空看成是一个格度,这个不合乎康德的想法。康德是把时间、空间当作感性的形式看,不把它视为frame。依康德的说法,时间、空间是感性的形式,同时就是现象的形式。我换一个意思,把时空也看成是知性的一个格度,这是一个方便。这个不合乎康德的本义。

依康德,时间、空间与范畴不一样。时间、空间是感性的形式,范畴是知性的概念。我通通视为格度,按照康德的标准,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当时我那样了解的这个康德是奇诡的。那个思路好像是类乎康德,实际不是康德的哲学。你们要注意这个话呀,这不是康德的哲学。

四个格度通通名之曰frame,但分成两类。时空格度的作用跟思解三格度完全不一样。我这里所谓“思解”就是作知性讲的,因为知性的作用就是思解,思就是思想,解是辨解、分解。我这个地方是表示知性之用,所以也换一个作用字。思解是知性的一个作用,而知性是一个表示体的字。知性有三格度,就等于康德从纯粹知性讲纯粹概念。纯粹概念就是范畴。

照康德讲,范畴有四类。我直接讲知性的三格度,那个第四类不用了。因为在康德的四类范畴中真正有实作用的是前三类——量、质、关系。第四类〔程态范畴〕跟前三类是不同性质的。所以,我讲思解三格度也是按照着类比康德知性的范畴的前三类而成。

思解三格度是:因故格度、曲全格度、二用格度。这是三个架子。这三个架子就真正表现我们的纯粹知性在认识论方面的用(function)。我们说体用,体是substance,substance是个实字。这里没有实的意义,就变成constant,就拿constant代替那个substance,因为substance太着实了。

思解三格度类比康德讲范畴的前三类。因故格度类比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属于存有论的概念,我讲因故格度是logical concept。因为我讲因故格度还是逻辑方面的,分析知性的逻辑性格。因故格度类比关系范畴中的因果,因为关系范畴中最重要是因果,在逻辑作用中最重要是因故。

我说“因故”,不说“因果”。说“因果”是总起来说causality,分成两个概念,因是cause,果是effect,cause与effect是事实关系。因果关系是事实关系,是客观的事实。因故关系是logical,可以类比因果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因故关系在逻辑上就是根据(ground)与后果(consequence)。

“因故”是用典雅的中国的老名词,根据《墨经》来,《墨经》有这个观念。中国“故”字就是根据、理由的意思。这个“故”字说是“ground”可以,说是“reason”也可以,说“ground”太重一点。这个中国以前就叫做“故”。这个故字是原来有的,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常常说“所以故”,但是,把说话上所用的这个“故”字提出来作一个概念来正视,开始于《墨经》的《小取篇》。

《墨经•小取篇》说“以说出故”。什么叫做“说”呢?就是你一定要把根据说出来,你要说出一个理由,就是要有一个解说、有一个说明。出就是表现出来。“故”有两种,一种是大故,一种是小故。“小故”就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这很logical。“小故”相当于逻辑里面必要的条件。

“大故”就是“有之必然”。就是说有它就行了。但有它就行,并不等于说没有它就不行了。“大故”就相当于逻辑里面的充足条件。充足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也不是充足条件。这是两个独立的。

所以,“以说出故”这是逻辑词语。在逻辑里,ground与consequence是一对,在这里不说cause与effect。这个ground、consequence是logical relation(逻辑关系)。而cause,effect是事实关系。所以,要讲知性的使用,我们只讲它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是属于事实的、属于经验事实,往上追溯它的根据,那是属于存有论的,是属于存在的,是外面的事,不是属于我们的知性的事。譬如说太阳出来就有热,这是自然事件,不是我们知性本身的事。这两个相平行,不是一回事,但是平常一般分不开的。

《庄子•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这些话头表示的是什么关系呢?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就是因故关系。“以道观之”,这个“道”就是根据(ground),“物无贵贱”就是这个根据的一个后果(consequence)。这种话头在《秋水篇》最多,每一个观点都是从我们的知性发出来,自然里没有这些观点呀,这是我们对于自然的看法。这个就是哲学的思辨。知性本身的作用跟知性所思的对象的事实是两回事呀。这个很容易,比之讲康德,没有那么玄。这个合乎一般人的常识,很合理,没有人能反对的,这个有说服性。但是,康德那一套很难使人懂,

事实上是一定的,但我们不懂。你看他所讲的,只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所以,讲康德哲学的人,大体很少能够了解,很少能够相信他那一套的。但那是一定的。你知道那很困难,到现在英美人不了解康德。

知性的存有论性格是很难讲的。我写《认识心之批判》单以康德那个思考方式来讲知性的逻辑性格,我也造了一大套,我说要以这一套代替康德,实际上代替不了,我那时候没有了解。我那时候才四十几岁呀。那是身体最好的时候,但是学力还不够,还没有达到康德那一套的地步。但是,我这一套也有它独立的意义。所以,我现在把这部《认识心之批判》重印,我就写了一个序。最大的差别就在我只能够了解知性的逻辑性格,不能了解知性的存有论性格。就是他讲范畴的那些我不赞成,那些我不懂,所以我只讲格度,不是讲范畴。  

构成逻辑系统的那个基本定义在认识论的作用中向外用,投射一个格度。投射就是放出去,不放出去,这个格度就不显。不投射出去,就内缩到只成一个逻辑系统的基本定义。所以,只要你了解系统,这个就很容易了解,因为它根据系统来说话。

譬如,因故格度就是那个“if…then…”。把“if…then…”转成一个命题,那就是假然命题。假然命题转成定然命题,就是全称命题(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所以,凡是假然命题都代表一个原则,原则都有普遍性。那么,凡是原则转成命题都是定然命题,定然命题因为只表示一个原则,所以,它就叫做非存在命题。这是现代符号逻辑的贡献,是罗素逻辑分析的贡献。

那么,什么是存在命题呢?特称命题、偏称命题就是存在命题。这是西方人逻辑思考的专门名词。这些名词你懂得了,你就很容易懂得他们的哲学。譬如现在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根据这个存在命题与非存在命题来的。中世纪讲存在跟什么相对呢?就是跟essence相对,essence就是本质。非存在命题就代表essence。这个是遵守矛盾原则、遵守逻辑法则——同一律、矛盾律。不矛盾就是可能的,可能的不一定现实的,不一定有存在。这都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有。

照命题讲,存在不存在就什么讲呢?就主词讲。存在命题就existence讲,existence是就那个主词讲。这些都是抽象名词。你能在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代表原则的那个假然命题吗?我举一个例,你马上就懂。譬如,“杀人者死。”这是一个法(law),法是一个原则摆在这,不一定肯定现实社会上一定有杀人这回事。没有杀人,我这个原则没有用,但还是摆在那里。那么,这句话的主词等于零,主词等于零就是说不肯定它的存在。“杀人者死。”就是一个非存在命题,它代表一个原则,是一个假然命题。用符号表示就是A(全称肯定的)。

“杀人者死。”这个假然命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杀人”这个特性,那么就涵着“他死”这个结果。有S,则就有P。一定这样想。在所有S上,有S就涵着有P。但它并不肯定这个S非存在不可。S存在,这句话有意义,S不存在,这句话没有意义。S存在,表示特称命题。譬如说,“有杀人的一定死。”这是特称命题,用符号表示就是命题。命题的主词不能是零,至少有一个,所以前面用some,不能用if。就是在有S存在上,有S这个现象,而同时就有P的现象,S与P同时存在,不是“if…then…”。这个就是受限制了。这是最严格的说法,只有在符号逻辑里弄得那么严格。在我们普通的语言上没有这么严格,马马虎虎过去了。

亚里士多德的A、E、I、O四个命题中,A、E是非存在命题,I、O是存在命题。这两类命题是不同的,仔细照察就可区分出来。所以,因故格度是全称命题、非存在命题,通过这一个命题提出一个原则。我们的知性对于外界的思考作用首先显的,就是要表示一个态度,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你要提出一个原则来,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明现象。假如这个原则提出来可以说明、可以应用,不但可以应用在这,也可以应用在那,应用的范围越广,这个原则成立性越大,这就是科学。科学的方法一定是开始提出原则。

所以,胡适之提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是提供原则,这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实验法。实验法就是先提出一个原则。譬如相对论,也是先提出一个假设,通过实验来证明。既然提出一个原则,原则就有普遍性,我就要通过经验的事实来证明它,证明了,这个原则就justify。假如通过经验的事实,这个原则不能证明,那么,这个原则就被推翻了。所以,在我们的认知的过程中,在思考一个对象的过程中,都是假然原则所转变成的那个A、E与事例来证明那个I、O交互作用。

所以,在因故格度那一大堆,你可以充分了解逻辑的作用。我不详细给你们讲,你们可以读我的那部书。在那部书里,因故格度之后,我讲曲全格度。曲全格度是什么意思呢?曲代表部分,就是some。中国人说曲就是部分,《中庸》不是说“致曲”吗?全就是all(全体)。这是类比量范畴的all、some。康德讲量范畴,all代表totality,some代表particular。成功逻辑判断就是全称判断、特称判断。我现在讲的这个逻辑,主要是讲全称判断,就是主要讲A、E命题。在曲全格度里加上I、0命题,讲A、E、I、O这四种命题在知识中的交互作用。

我们最后是希望全称命题,就是希望我们所假定的那个原则全部证实,全部证实就是把那个all成一个全体。我从这里讲那个曲全格度,讲了很多,从曲全格度伸衍出很多道理。因为我们知识的运用都希望我们的原则可以得到证明,可以站得住。通过类来证明可以成立一个满类(full class)。满类就是一个充满的类,假定有一个例外,那么,这个满类就推翻了。成功满类的那个原则的普遍性就推翻了。要有满类就要有满证(full justify)。我们现实的科学知识没有满类,也没有满证,没有充分的证明。所以,科学知识都是概然,自然科学、物理学无论怎么样,它不能必然,它只是概然。

讲满证、满类,这才接触到罗素所讲的类。罗素《数学原理》所讲的东西我都吸收到我那部书里面。这是因故格度所讲的。再下来就讲二用格度。二用格度就是two function,说two operation也可以。两种作用、两种运用,那叫做二用格度。二用格度类比逻辑判断中的肯定、否定。我告诉你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全”或“偏”,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肯定”“否定”,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肯定、否定、全、偏,都是我们思考的态度。那么,这种概念在佛教叫做不相应行法。

在二用格度中就看肯定、否定在我们的知识运用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有一个什么地位。最高的境界是讲辩证法。在二用格度里我处理辩证法的问题,从传统意义的辩证法一直到黑格尔意义的辩证法。

思解三格度每一个格度都含蕴一大套。你看看因故格度那一大套所含蕴的是什么样的一大套,曲全格度所含蕴的是什么样的一大套,最后二用格度接触辩证法所要说明的什么东西。都给你说明了。所以,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你都可以知道。

那么,我返过来给你们讲讲头一类时空格度。这一类也含蕴一大套,主要说明第二序的数学。时空格度所含的就是康德那个第二序的数学。这头一类格度跟思解三格度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呢?虽然都是在认识论的作用中占一个地位,但是,四个格度分成两类,时空格度的作用跟思解三格度不同的。这个就显出讲这些东西的知性的逻辑性格跟存有论的性格不同,跟康德的不同也就在这。我只讲到知性的逻辑性格,没有讲到康德的存有论性格,不能代替他。我那时候以为我那一套可以代替康德,其实不能代替。

所以,我现在承认,分两种分析、两层分析。先分析它的逻辑性格,再进一步分析到存有论的性格。要了解到康德那一套不是很容易的。那么,四个格度分两类,差别在哪里呢?时空格度我承认顺着康德讲,虽然用的名词不一样,意思还合乎康德那个意思。时空格度对于外界,对于存在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时空这个地方,我说超越的决定(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因为任何外在现象通通在时间、空间里面,不能离开时间、空间。头一步表象在时间、空间,我们进一步对它作时间、空间的决定。所以,时空格度对于存在方面的作用是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

依照康德的讲法,首先把这枝粉笔表象在时间、空间中。时间、空间不但是我感性的形式,也是感性中的现象的形式。不但我的感性要在时间、空间中,我的感性所抓取的现象也在时间、空间中,不能离开时间、空间。表象在时间、空间中,我再进一步拿时间、空间决定它,过去的粉笔、现在的粉笔、将来的粉笔,粉笔有多少单位集合起来,时间单位、空间单位、部分,那就是时间、空间的概念。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form,然后再进一步讲时间、空间的概念。第一步表象,然后再进一步决定,这就叫做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这就表示说,时间、空间对于外在的对象可以成为一个构造的成分,这是组构对象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但是,在思解三格度这个地方,我就显出跟康德不一样。在这里能不能也叫做超越的决定呢?因为康德说范畴对存在有一个决定,每一个范畴有一个决定,有一个决定就有一个定相。所以,这个就等于佛教所谓不相应行法。依照康德的说法,十二范畴对于存在有决定,那叫做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但我讲思解三格度是逻辑性格,它对于存在究竟有没有决定的作用呢?在这里,我不叫做超越的决定,而叫做思解三格度的超越的运用。这里不能叫做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这样就跟康德分开了。就是说,我只讲知性的逻辑性格,在逻辑性格有用。但是,现在我也承认,这不能代替康德那个存有论的性格。要了解知性的存有论性格,你要进一步下功夫。我的《认识心之批判》只讲知性的逻辑性格,只讲逻辑性格不能说超越的决定,只能说超越的运用(transcendental operation)。

运用就是施手术,我们通过这种运用可以诱导出现象方面的那些法则。譬如说,因果律。“因故”是ground与consequence的逻辑关系(logical relation),不能代表自然现象的因果,但是,通过这个因故格度的超越运用可以诱导出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因果关系是外在的,属于存在的。也就是成为客观的。通过我们的知性的逻辑性格的超越运用诱导出外在的因果关系。外在的因果关系就是外在的法则,外在的法则不只这一个,拿因果关系作代表啦。

超越运用诱导出一个外在的法则,而不能决定它,那么,这个法则是客观的是属于外部的。这种立场是实在论的立场。所以,我当时写《认识心之批判》是安排实在论的。实在论跟一般人的想法相合,可以应付他们,这个容易了解,大家可以承认。但这不是康德的思想,他也承认知性的逻辑性格,但是,一定要进一步讲存有论的性格。讲存有论的性格,那就是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这个很难了解。我常常说,这个思想英国人到现在还是不能了解。他们始终不了解的,他们说你这是主观主义,康德的主观主义太强了,大家不能相信。现在一般人还是不了解呀。

不但英国人不了解康德,德国人也不了解。德国的新康德派,譬如那个卡西尔都是英国实在论的讲法,把康德那个范畴的意义都变了。现在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那些人还是不了解呀,对康德这种想法还是不相信呀。可知要了解这个很难。我当时的程度也只是实在论这个程度,但是我能写出一大套,就是把知性的逻辑性格充分地给你表现出来。充分地了解这一面,那么,另一面不是也显出来了吗?

康德的意义究竟对不对呢?是不是胡说八道呢?你能证明他完全错吗?还是有道理呢?假定他有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如何了解?我们人当该客观呀。我现在把它区别开了。我只讲时空对于存在有超越的决定,而思解三格度对于存在没有超越的决定,只有超越的运用。由超越的运用把存在解放出来。你控制不住它,我只能把外在的存在的法则显岀来,我不能替它决定法则,这不是实在论吗?这种实在论很扎实呀。种种的实在论,不管是哪一种,大体的精神是如此。

因为我不赞成知性有超越的决定,把这个转成超越的运用,就是转成实在论的讲法。所以,我也不赞成康德那个综和判断,不赞成他那个先验综和判断的最高原则。那个最高原则怎么说呢?那就是:知识可能的条件同时就是知识对象可能的条件。站在实在论的立场,这句话不能证明的。我现在客气一点,我不是反对你,我是没有接触到存有论的性格。假如存有论的性格成立的话,这个先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一定成立。问题是你讲不讲存有论的性格,你能不能证明知性的存有论性格完全虚妄。你要想推翻这个最高原则,你就要证明知性的存有论性格完全虚妄。你才能把康德那一套完全推翻。要不然你就要进一步了解。

我的《现象与物自身》就是《认识心之批判》以后的进步,就代表对康德的了解。这个恐怕是佛教的贡献。佛教的不相应行法大家要好好了解。所以,佛教可以开出一个知识论。现在讲佛教的人不行,所以要好好念康德,再根据他们的不相应行法开出一个知识论,跟现代接头。这才是宏扬佛法呢。现在佛教里面,不管是居士或是和尚,都没有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已经接触到了,但我现在懒得写文章了,这个要靠你们自己来写。我告诉你们一个思路,你们要自己看书。这个不是soft philosophy,不是软性的哲学,是硬性的哲学。讲真、美、善,那是soft philosophy。这个硬性的哲学我现在不能讲了,这只有年青人能讲。讲这个要力量、要精力。精力不够,讲着讲着就糊涂了、忘掉了。

《认识心之批判》那部书还有第四卷,就是代替康德的antinomy那部分,就是讲辩证的那一部分。在我的处理下,康德的那个辩证也可以不要了,我可以用另一个办法代替它。我的《认识心之批判》也是上,下两册,写那么一大套也不容易呀。抗战八年,我在后方写书,所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时候我在四川,吃八宝饭。一边教中学,下了课就在田壩上想这些问题。这叫做忙里偷闲。

我就讲到这里,再多讲没用了。你们要自己看书。

牟宗三先生讲演录《西方哲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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