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我现在不太能讲课的了。这次来台北是为了我们的研究中心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哲学硏究中心内部的一次谈话。不是上课的方式，也不是正式演讲的方式。

我最近在香港的时候，每个礼拜上课两次，也不是讲课的方式。是没有系统的讲演，不是讲一个课。同学们看我的那些书，假定里面有哪个观念、词语不清楚，可以问我。但不能泛泛地问，我不能通通都知道嘛。我现在不能讲课，不能写黑板，坐下来随便谈谈天，也可以谈一、两个小时。也不能有系统地讲，一讲就忘掉了。有系统地从头给你们讲，那不可能了。所以，只有靠诸位个人自己看书。我的书大体也写得差不多了。我写的那些东西，我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系统。我所想的那些东西都是根据古典的文献而想出来的，从那里面引发出来，生长出来的。凭空的一个系统没有的，所以，要对中国的各期的古典思想要有相当的熟。这些我大体都写出来了。

我最近写的《圆善论》，还有我的《现象与物自身》，那是带有系统性的。但这种带有系统性的这些思想不是凭空的，不是我自己凭空造一个系统。都是根据古典上而讲出来的，一方面是自己中国哲学史各期的古典，首先写出来的是魏晋时代，就是《才性与玄理》那部书，我在古典上所下的功夫很深的。文献要知道、要了解，了解也很困难呀。有恰当的了解才有恰当的思想。要看书。凭空谈没有用的，凭空谈不能相应。要把这个时代的文献都找来，一句一句读，从中发现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有一些什么主要的观念提出来。

我为什么要作这种工作呢？就是我们眼前这个时代，好多的专家，在大学教书的专家，他不读书、不懂文献的，他能凭空发议论，说一些废话。他说那些话都是属于方法上的话。他只看讲方法、逻辑的书，所以，他记得的那些观念、词语都是方法学上的词语。方法学不是基本的，是二手货、三手货。所以，他尽说废话，动不动就什么方法，什么方法。真正的文句你讲不出来，你讲方法有什么用呢？现在讲学问的人、那些年轻的教授就犯这个毛病，这很麻烦的。你请他讲一句文献，他讲不对的，文献都讲错，你讲什么方法？

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东西，没有人能凭空地造出一个系统来，都在思想上有根据的。就是康德造一个系统，他写出三大《批判》也不是凭空来的。那是读了很多书，消化了以后写出来的。三大《批判》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不是凭空来的，事实上都有根据的。你知道，康德写第一《批判》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他酝酿这个思想酝酿了多长的时间呀。以后写第二《批判》、第三《批判》，写第三《批判》的时候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一生的生命就是写这三部书。看起来三大《批判》是一个独立系统，凭空起来的。其实不是凭空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哲学，一个中国哲学传统、一个西方哲学传统，至少对这两个传统要了解。再加上印度，印度是佛教。现在佛教也在中国。所以我首先写魏晋时代，下一阶段就写佛教。佛教是印度来的，中国人吸收佛教、消化佛教，要经过四百多年的时间。了解一个东西，吸收一个东西不是很容易。所以，现在要吸收西方文化，也不是很容易呀。西方文化也是一大套，不是几个名词，浮光掠影地抄几句话就可以了解西方。有时候，我说话很重，大家以为我随便骂人。我并不是随便骂人。譬如，胡适之这种人，你了解什么西方文化呢？一辈子西化，你对西方文化要有了解才行呀。他了解得很浅，连他老师的书他都不看。他的老师是杜威。杜威写很多书，有些很深刻的。胡适之并没有看，他讲杜威(Dewey)的pragmatism只凭How We Think那本小册子。那本小册子算什么东西呢？就拿来唬中国人。中国人很容易唬住的，因为中国的秀才、翰林什么都不懂嘛。所以，了解一个文化系统谈何容易呢？它的创造的成就摆在这里，从它外面的成就看，要懂得它的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还有表现不出来的西方人的那个内在精神也要了解。了解西方不是很容易的。

了解佛教也不是很容易的。佛教是一个大的灵魂，表示人类智慧的一个骨干。我常说，佛教是struggle for non-being，non-being就是空。西方人、儒家都为实有而奋斗，了解这个“有”已经很困难了，你如何建立这个“有”呢？依照佛教看，实有建立不起来。依佛教一眼看就是非有，非有就是无自性、就是空。但是，说到空，大家不是很难过吗？人总要有一个being，肯定自己有一个自性。每一个人总要肯定有一个person，从person进到讲personality(人格性)。人格性就代表一个人的实有性。这个实有性表示自身同一性，同一性就代表自性，代表自身的一个我(ego)。这个我、这个同一性(identity)你能找到吗？你能找到这个identity、personality，你就找到being，人之为人的这个being就找到了。你找到万物每一个东西的那个identity找到了，那么，你就把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那个being找到了。你以为你能找到吗？你以为你能建立起来吗？佛教就说没有，一下子给你拉掉。这不是代表一个大的智慧吗？

所以，佛教讲空。空的什么东西呢？不是空眼前的这张桌子呀。是空自性。就是空这张桌子的自己，从自己来了解自性。自性就是那个自身同一。这就是最大的哲学问题。为实有奋斗不容易，为非有奋斗更不容易。反过来说，了解非有不容易，了解有一样不容易。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中国消化佛教经过四百多年。消化佛教就是吸收这个系统，这是一个大的智慧。这个智慧对中国本有文化的发展帮助很大，开发性也很大、刺激性也很大。中国的先贤并没睡大觉呀，每一个时代的先贤都尽了他们的时代的使命。

那么，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先贤费那么大的力量，花四百多年，消化一个佛教，天天讲空，那有什么用呢？于我们治国平天下有什么用呢？于正德、利用、厚生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不是要求科学吗？佛教天天讲空，于科学有什么用呢？于民主政治有什么用呢？所以，胡适之就说，佛教天天讲空，作一个沿门乞丐，化缘去，一个文化天天作乞丐有什么价值呢？佛教有什么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呢？胡适之说这种话应当不应当呢？旁的人发发感慨、发发牢骚，那不相干。你胡适之先生就不该说这种话嘛。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功利、很现实的。站在现实的立场、功利的立场，那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价值不是从纯粹现实、功利的立场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人很现实就不现实、很功利就没有功利。什么是文化呢？文化就是生物学上不必要的那些东西，生物学上不必要的东西都属于文化。这个定义下得很好。假如你严格地采取一个功利主义的立场讲，我的衣服也不必要，生物学上不一定要我这种衣服呀。这种最严格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在中国思想里就是墨家。墨家最讲现实、最讲功利，但墨家最没用。墨家的作用难道能比得过孔子的作用吗？你天天骂孔夫子没有作用，那么，你墨子的作用在哪里呢？所以，荀子批评墨子“尚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墨子尚功用，结果没有用。

我们的头脑要从功利主义解放出来；我们的头脑要从这种浮词滥调的包袱解放出来。把你的心胸解放、头脑解放，你就知道，费那么大的力气消化佛教，意义就在文化上。人都向往有用呀，哪一个不想有用呢？但我们要从狭隘的功利主义解放出来。文化就是使心灵开阔，西方出现科学民主，科学民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有一种开放的心灵才能出来科学，不是靠宣传，瞎嚷嚷出不了科学。

文化生命通了，科学民主也就能出来。你不畅通文化生命，颠三倒四，生命憋死了，科学民主也出不来。所以，你们要多读文献。中国文献要读，西方哲学也要了解。西方哲学是三大骨干。一个骨干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是希腊传下来，是正统，这个骨干一直下传到中世纪的圣多玛。这是从古希腊一个主流贯穿下来的。到近代以来，从莱布尼茨开始到罗素，又是一个大骨干。莱布尼茨是德国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依照西方哲学史的讲法，近代哲学包括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我的讲法变一变，不采取这个讲法。我以莱布尼茨、罗素为一个骨干。这个骨干重视逻辑、数学，由逻辑、数学牵涉到哲学方面大体是实在论、经验主义，以至现在的逻辑实证论、语言分析，都是从这个骨干派生出来。第三个骨干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康德开德国的理想主义。全部西方哲学都包括在这三个骨干里。

中国文化传统难了解，西方传统更难了解。现在的人通通都念西方哲学，你连中国的都不懂，你还念西方的，更进不去了。进不去就唬人，像胡适之一样。所以，我把康德的三大《批判》都翻译出来。我这十几年的功夫，一方面把中国各期的思想说明白，那些观念都清楚了，就可以一方面消化康德。消化康德之后，我就写成《现象与物自身》，那部书是消化康德的第一《批判》。

我们为什么能消化康德呢？假定没有胃口，你不能消化嘛。你要消化它，你自己的生命要健康才行。你自己文化之水要能通才行。这个地方就看出中国哲学的价值。尽管中国没有第一《批判》那样的思考方式，写一大堆出来，但是，第一《批判》表现出来的理境，中国人可以有，而且很不错，可以消化康德，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平常的时候，你自己没有一点根据，你看不出来康德的毛病在哪里。康德为什么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假定你是站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康德那个说法已经很好了，你很难找出他的毛病。

但是，站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你才能看出康德的精彩在什么地方、不足处在什么地方。儒家、道家、佛教都有最后关心的那种问题呀。我喜欢讲“一心开二门”，“一心开二门”是《大乘起信论》里面的话。所以，康德第一《批判》的理境中国人不是没有呀。不是像康德那样用批判的方式，根据西方传统的资源那个方式来表达，但是，“一心开二门”的理境中国人也有，而且很强。“一心开二门”为什么能消化康德呢？康德的第一《批判》主要建立phenomena与noumena。Phenomena就是生灭门；noumena就是真如门呀。

Noumena一般人译作“本体”，这是不恰当的。笼统地说，你可以说“属于本体界的”，noumena是属于本体界的。直接译作“本体”是不对的。

一心开二门，两门的开开，这在佛教最显明。但是，儒家、道家都有，同样显明。但是，中国的这个讲法跟康德的讲法不一样，当然也没有康德讲得那么明确、表达那么清楚。中国哲学传统智慧在真如门开得好；西方的哲学传统智慧是在生灭门开得好。依照康德的讲法，就是说，西方在phenomena这方面开得好，noumena方面开得差。就是康德本人，对于noumena方面还是消极的，不能积极的。

你要问我：你谈这些玄理有什么用？对于你马上吃面包大概没有什么用。我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是为我自己受用、理解就够了。所以，他有一些没多大必要的我就没有翻译。譬如说，第一《批判》的transcendental method我没有译，那没有必要译、那是重复。他要一个架构的精神、一个姿势摆在那里，这个我们可以不要的。你需要参考，你可以自己看。

第二《批判》就是《实践理性底批判》，那是讲道德的。我的《圆善论》就是消化第二《批判》的。我的《现象与物自身》是消化康德的第一《批判》，《现象与物自身》最后有两层存有论的观念提出来，这是纯粹哲学内部的问题，这也是我的贡献，旁人说不出这种话来。中国人在这方面讲得非常透辟。

《实践理性底批判》讲道德。实践理性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高善、就是那个圆满的善。这个“最高”是圆满的意义、完整的意思，不是无条件的意思。因为我们平常说“最高”有是纯粹道德意义的，无条件就是最高。怎么样是完整的善呢？不光是德这一面，还有幸福的一面，两面合起来才完整。所以，这种意义的“最高善”，我名之曰“圆善”。

“圆”在佛教有两义，一个是圆通义；一个是圆满义。当我讲“圆善”的时候，我取圆满义，不取圆通义。在佛教里面，“圆通”与“圆满”有分别的。圆通是没有妨碍，“圆通无碍”。圆通无碍就是般若、就是智慧。圆满下面那个观念是无尽、圆满无尽。无尽是无穷无尽，是从法方面讲，从法的存在方面讲的。圆满无尽是说法的存在，是一个存有论的概念。

第一《批判》你们一定要读。分解部康德名之曰logical truth，还有辩证部。第一《批判》的精华就在辩证部，批判之所以为批判，对付的就是辩证部的那些问题。分解部属于真理的逻辑，凡是分解的都是一定的。辩证部是幻象逻辑，是批判logical illusion，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哲学家能够穿透这些logical illusion。

我举一个例，辩证部所解决的那些问题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佛不答的十四难。佛教里面有十四种难题，你提出来问释迦牟尼，他不答复的。佛教说这是戏论，对于你的解脱毫无帮助，对于你成佛没有好处。英国人说哲学就是理智的游戏。佛不答，但菩萨当该答，哲学家当该答。佛不答并不妨碍佛之为佛，佛也了不起。哲学家也了不起，但哲学家究竟比佛差一点，在修行的境界上讲，哲学家究竟不是佛呀。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哲学家有他独立的意义，不能因为你是佛、是圣人，就轻视哲学家的事业。

像康德那样是不容易的。这个人真的聪明，不但聪明，而且下苦功。这个要用功的，光是聪明不行呀。聪明是开始的洞见，譬如说，有两界之分，一心开二门。这是一个智慧(wisdom)。但是，如何处理这个phenomena、noumena，这就要学力。它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来龙去脉，形成以后出现一些什么毛病、如何解消这些毛病。这个要思考的，耍聪明不行的。非用功不可。

辩证部的问题都是逻辑的假象。从世界方面看，世界有开始、没有开始；就空间说，是被限制的、无限制的。就是说，世界是有限的、无限的。从绝对存在方面看，有第一因，抑或没有第一因。从灵魂不灭看，灵魂有，抑或没有。辩证部有三部讨论这些问题。康德整理得很清楚，一个一个找出它的毛病，而且能说出这些毛病如何发生，能够找出毛病来，而且能解答这些毛病之所以然。这些有系统有板有眼。这了不起。

所以，我们要好好念西方哲学。我到现在还念。你们现在喜欢念诠释学、胡塞尔、海德格、维特根斯坦，这些耍巧，不行的。都是巧慧。维特根斯坦还有两界，因为他有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以后就没有了。维特根斯坦提出可说与不可说，这是根据康德而有的最后一个余波。中国《道德经》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念呢？这个你们不讨论。维特根斯坦出来提出可说不可说，你们大肆宣扬，发生兴趣。其实早有这个问题，中国早就讨论过了，魏晋的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读西方哲学，要念正当的书。其余的参考一下可以了。胡塞尔那套哲学很简单，貌似深奥，事实上很简单。还有海德格，没有什么价值的。胡塞尔那套思想的影响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在哲学本身没有价值的。

我现在在翻译第三《批判》。我本来不想翻译第三《批判》，因为我对于美学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个不是作学问的可以用力处。最近读了宗白华翻译的《判断力之批判》，他一句也翻译不出来，一句也表达不出来。所以，我要翻译第三《批判》。我现在没有事做，就拿它来翻译。你们年轻人不要作这个工作，这种工作是很浪费时间的，要从容，慢慢来，对每一句都要有交代。你们要知道，taste在我们生活中、文化中占一个重要地位。我向来不太讲这个，因为我不太懂。我也不希望你们年轻人讲美学，因为你们不会讲，你体会不够的。

康德的《判断力之批判》，第一部分属美学判断；第二部分属目的论判断。目的论判断跟美学不相干的，但它也属于判断力批判中的事情。中国儒家所向往的那一套就属于目的论判断，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就是目的论判断的完成，是属于目的论的。中国以前没有目的论这个名词，但也表现这一套。目的论判断的一套就表现在《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还表现在《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所以，《判断力之批判》的目的论判断那部分就帮助我们来充实儒家讲moral metaphysics这一套。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拿中国传统消化康德的目的论。因为康德讲目的论判断也有不够的地方、虚歉的地方。那么，依据儒家的智慧如何来消化那个东西，使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依照moral metaphysics消化康德的目的论判断。此外，我们也拿中国传统消化康德的美学判断。这方面要费神，没有像消化目的论判断那么容易。中国对于诗词歌赋、艺术有一套品题，但中国没有一套独立的美学。

独立讲的科学代表真；独立讲的艺术、美术代表美；独立讲的道德代表善。中国人独立讲道德还可以，理学家独立讲道德有成就。但独立地讲的真没有；独立地讲的美没有。这是个毛病。但是，中国在taste这方面，在诗词歌赋、艺术方面的成就大得很，如何从美学的观点把它建立起来、独立地讲美呢？这个要费点劲。你要首先了解美本身的意义。独立的真，独立的美、独立的善都要分别讲，中国人对分别讲没有多大兴趣，儒、释、道三家讲合一说的兴趣最高。合一讲就是同时即真即美即善，中国人合一讲的境界很高，在佛教就是禅宗；在道家就是庄子；在儒家就是天理流行，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后一定是成于乐。

但是，中国人独立讲都是零零碎碎、不成概念。所以，我在翻译康德第三《批判》的过程中天天想这个问题。我将来要写一部书：《真美善的分别讲与合一讲》，这部书就是消化第三《批判》。这部书什么时候能写出来呢？也不一定。我现在不能用脑，随便谈谈可以，文章写不出来。翻译还是可以，因为翻译是被动的，而写文章要自己构造，这个很费劲。

有一位文化大学硕士班的同学整理我的讲话，然后送给我改。现在要我改文章很辛苦，你要体谅我今年80多岁了。你那个整理稿要改的啦，要不然不能发表，你的纪录不行呀，头一句就不对。第一段通通要改。你不能说“康德说平等性是罪恶”。平等性本身哪有罪恶呢？借用平等性这个概念、歪曲平等性，这才造成罪恶。你这种话说出来很可怕，这种文章马上就要改的。这样子怎么能整理我的演讲呢？我们发表一个讲辞要对机而发，你题目都拟得不对。所以要改，上下文要连贯，句子与句子要连起来。这很费劲，等于写文章。你把文章放在我那里，我慢慢改，你不能马上发表，那是不行的。

今天讲到这里。下次正式讲第三《批判》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