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现代西方哲学是纤巧哲学、浅薄的理智主义，noumena没有了。讲哲学一定要保持超越性，用康德的词语说，就是一定要保持noumena。

我们讲《周易》就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要从道德的进路入。这样讲形而上学发出来的玄思、玄理才能合乎哲学的本义。现在有许多讲形而上学的，都是瞎讲、矫饰、虚妄。假定你肯定《周易》有形而上学，但不从道德的路往里入，那就变成浪漫的玄思，这也是妖妄。这叫做浪漫的理想主义、浪漫的形而上学。浪漫的形而上学没有道德形而上学的劲度。我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路了解《周易》。你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我们通过哪一个基本观念来了解、鉴定《周易》的道德形而上学呢？

我刚才讲，从浪漫的理想主义讲《周易》是不对的。从西方的生命哲学讲《周易》，那也不对。西方的生命哲学所讲生命都在“识”的范围，所以，顺这套生命哲学了解《周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尽管儒家、《周易》讲“生”，但不是西方的生命哲学，儒家讲“生”是讲生命的创造。

我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杜威、罗素都到中国来，这两派表面上对中国有影响，实际上，这两派中国人都不接受。罗素那一套中国人根本不懂。胡适之宣传杜威，杜威代表美国，但中国人根本不欣赏，中国人看见pragmatism就讨厌，中国人不能欣赏这个东西。

但是，法国人柏格森(Bergson)讲创造的进化论，他有一部书Levolution creatrice，在中国影响很大。他可以与中国哪方面的思想合得上呢？照佛教的讲法，生命都在识这个范围，《成唯识论》讲阿赖耶识就是帮助你了解生命。但是，《成唯识论》固然是讲阿赖耶识，但佛教的基本智慧是转识成智，转识成智才能开大教。讲识是分解地讲，完全从负面说，你不能把识看成是正面的讲法，要转识成智。我讲这些话就是要你们把握这些观念。

我们讲《周易》必须扣紧moral metaphysics，要从moral approach入。从道德这个地方讲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就不是虚的，而是实的了。你要讲《周易》的道德形而上学，就要把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观念去掉。再进一步，你要把personal God那个观念也去掉。《周易》的道德形而上学达到最高的道，你把“道”说成是personal God，那是不对的。传教的人想通过这个“道”，把中国思想天主教化。他们硬要从中国的思想中找出一个上帝来，在《周易》里找不到上帝，就到《诗经》《书经》里面找，把“惟皇上帝”说成是他们那个personal God。甚至把《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命”也说成是上帝，把《易传》的乾道也说成是上帝。这是妖妄。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彖传》）有些人根据这两句话把乾元、乾道说成是上帝。另有一些人不往上帝那里说，而把它往下拖，落在气化上说，那正好成了唯气论。左派就是把《周易》讲成唯气论。张横渠喜欢讲《易》，大陆上的人就把张横渠也说成是唯气论。张横渠不是唯气论嘛，王充才是唯气论。这是把《易传》往下拖，这是瞎讲、虚妄。

台湾的罗光不是左派，他是天主教的，他也把《易传》往下拖，落在阴阳气化讲。《易传》固然有讲阴阳气化，但阴阳气化属于形而下的，它还有形而上那一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你怎么能把“形而上者谓之道”拉掉呢？

你把种种妖妄的说法清除，那么，进一步问：中国人通过一个什么观念来达到道德的形而上学呢？基本观念就是“道德的创造性”（moral creativity）。创造的本义是道德的。平常所说的创造，譬如文学家的创造，那不是创造的本义。上帝创造，那也不是创造的本义，那是以神话的方式讲。平常所说的创造只是创造的第二义、第三义。创造之所以为创造是道德的创造，道德的创造不同上帝的创造，道德的创造发自于道德，上帝的创造是把这个创造用神话的方式表示，用格位的方式把道德的创造性，personify（人格化）成一个上帝，所以讲上帝的创造。那是神话的方式，是宗教家的讲法。

把神话的方式拉掉，把人格神拉掉，归到最平实的地方，既不是唯气论，也不是泛泛讲的生命，它就是moral creativity。从moral creativity就讲至morally create，从morally create就讲到cosmologically create，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还是分解地讲，光这样讲还是抽象的，不很具体。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只是一句话，光这样讲还是抽象的，不是很具体的。因为道德的创造性不是很容易了解的，是抽象的。这个抽象对着现实的人世讲。它按照实理讲，把那些虚妄都拨掉，它不落在matter上讲。就现实的领域讲，你感到很抽象。那么，中国人以什么观念帮助你了解moral creativity（道徳的创造性）呢？这个道德的创造性要具体化，具体化就真实。中国人常说具体而真实者，一说真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具体的东西，一说具体就涵着真实。抽象的好像就不具体。所以，再要提出一个观念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moral creativity的具体性、真实性，不是悬空地挂在那里。用《易传》来表示，这个观念就是“几”，“几”就涵着诚、神。

这是中国的最根源智慧。这不是希腊的，不是希伯来的，也不同于印度的。希伯来是宗教传统，《周易》早已把那个“惟皇上帝”化掉了。这也不同于希腊，希腊的精神是ontology，还有是阿波罗太阳神的精神，但这不是moral approach。希腊的精神开哲学、科学的传统。这也不同于印度，印度人是婆罗门教，或者是佛教，他们认为现实的人生是虚妄，所以要解脱，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道德的创造性不是后来凭空想出来的。道德的创造性当年首先提出来justify，是孔子、孟子。近代说“moral creativity"的那个根本的原义定在孔子所讲的“仁”，孟子所讲的本心。当用在《易传》这个地方，moral creativity向天地万物方面实现，成一个形而上学。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时候就不能光讲《论语》的那个“仁”，《孟子》讲的良知、本心。

《易传》要扩大，就要从这个moral creativity讲onto-cosmological process，讲cosmological becoming。

《周易》最重要的观念是“几”。《周易•系辞下传》：“知几，其神乎！”为什么它容易attach到“几”这个观念呢？因为占卜。占卜不是科学知识，不是根据归纳法而来的。“几”不是凭空说的先见、先知，也不是神话。“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这是《周易•系辞下传》上的话。

在占卜中，“几”的观念最显明。不管是龟卜、卦卜、蓍卜，最重要是当下知几。你占卜，你来问的时候要诚，这个地方，“诚”的观念就出来了。假定你抱着开玩笑的态度来问，那不灵的。占卜通过六爻的变化，变化就象征势动。卦是符号，这个符号是象征，它象征你诚心来问，就可以告诉你。龟壳、蓍草都是死东西，是外部的东西，要靠卜问的人内部的诚，在这个情形下，几与诚合而为一，当下就起神用。所以，占卜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宗教家的先知，但它可以神知，而且这个知当下就知。

在中国，儒家所讲的神不是personal God，它不是通过entity的观念来，而是通过function的观念来的。《易传》讲“神”是一个作用的观念。而“神”从哪里来呢？根据moral sincerity来。这样一来，“神”不落在气化上说，而提高到超越的层次，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所以，道德的创造性不是一个抽象的本体，它是具体而真实的“神”，通过最具体的作用来了解。这个作用是妙用。所以，《易传》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

“几”不是摆在眼前可以感觉到的，所以，要知几才能神。“知几”就象征你的生命洁静精微，象征你的生命在诚、神的状态中。所以，“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就是道德的创造。“神”放在万物后面作根据，作本体，一切创造之源就从这里出，而且这个创造是道德的创造。《易传》就在这个地方讲乾道，或曰天道，也就是道体。

道体就是本体，诚体就是本体。这就叫做moral creativity（道德的创造性）。我也名之曰“创造真几”。这个“几”就代表“几动”，顺诚体而动儒家讲天道性命通而为一，道体就是性体。孔子言“仁”，孟子言本心，言“性善”之性，到《易传》就讲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理学家就是讲这个。

熊先生说“乾元”“性体”。乾元就代表天道、道体，道体就是性体，性体就是无限心。因为道体、性体就是无限心的妙用。这样一来就成为道德的创造，这不是宗教家所说的上帝创世纪。这是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