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1980年至1981年牟宗三先生在新亚研究所讲授《周易》，大部份录音带失佚或变质。仅搜集到录音带4盒，然其内容已彰显《周易》大义而无遗。本文由卢雪崑教授整理，杨祖汉教授校订。

牟先生于1973学年度及1992学年度亦曾开讲《周易》课程，文献疏解兼义理阐发。整理稿篇幅较多，故另行专辑为《周易演讲录》，已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一讲

王弼注易是落在道家的玄理上讲，不是很恰当、很相应。宋儒讲《周易》大体是走程伊川的路，朱夫子讲《周易》也是就《伊川易传》的路讲，这是讲义理，是站在儒家的立场。程朱讲《易》是儒家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主要观念上都没有错。

我们现在讲《周易》就需要参考、了解过去的人怎么讲，假定我们不赞成他们的某些讲法，也要讲明白那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不赞成。所以，你们要看朱子的注，也要看王弼的注。先看经文，然后看注，注能帮助你了解。经是最原初的，了解经的原初涵义固然重要，但了解后来的解释也很重要。后来的解释代表一个思想的时代的开发，所以需要正视。

譬如，你要了解《道德经》，固然要了解经文，但你也要了解王弼的注。两千多年来，王弼对《道德经》的那个注是最好的，王弼注《道德经》有新的开发，但不违背经，长江后浪与前浪有连续性。

所以，讲这种道理不能离开注，而且不能离开每一个时代的摩荡，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人出来讲，不是前人讲过就拉倒了。这不同于讲数学，讲数学，譬如，2+2=4，一成立就成了，再无所谓创造了。

《周易》朱子讲过了，我们现在还要讲，一样可以成学问。要重新开发，把它连续下去。这种连续下去看起来是重复，但这重复里面就有创造性。虽然有创造性，它也不与原初的经典相违背，它还是在那个方向上走。所以，这种真理我名之曰“内容的真理”。数学、物理学、逻辑的真理我名之曰“外延的真理”。

逻辑上区分外延(extension)与内容(intension)，每一概念都有其外延与内容。我这个地方是借用。我讲的这种内容真理不能当科学看，不能当科学的真理看。这完全靠你的生命，靠你的智慧，它原初就是生命。写《周易》《道德经》的那个人就是视之为生命，而不是知识。那么，这种算不算是真理呢？现在讲逻辑实证论、分析哲学，讲纯粹科学的人的毛病就是不承认这种学问是真理。现在一般念哲学的人的头脑都受这种思想影响，他们只承认有extensional truth，也就是只承认科学，其他的都不能算是真理。

儒、释、道三家所讲的道理都是intensional，没有一个是extensional，因为中国以前的学问重点不在科学。你不能说现在有科学就可以代替以前的学问。我们要以平正的态度看待这些学问，凡讲一个东西，了解一个东西，你不能存着轻视之心，不能讲着好玩，或者当一个古董看。这都是不敬。没有敬意不能有真诚之心。

伏羲当初画八卦，后来的人写《易传》，老子写《道德经》，那是生命，是智慧，代表一个方向。生命是要表现的，不是客观地研究一个东西。没有生命，你不能了解，你不要讲这种学问。所以，生命智慧是属于主体的事，这种智慧是从主体发出来的。你是不是就能以现代人的眼光说它是主观的心理、情感、情绪呢？从主体发的智慧与主观的心理、情感完全不一样。假定你把系属于主体，从主体发的生命智慧看成是主观的心理、情感，那么，在这个地方不能说真理。这个是现代人的态度。所以，现在的人没有生命，也没有智慧。现在的人只有好多的技巧，有许多知识，有许多科技，但他没有生命，没有主体。每一个人都是客体，现在的人尽量求客观嘛，把自己也客观化嘛。

我们说主体，这个主体不是psychological，不是emotion，它也不一定就是subjective，它也有客观的意义。现在的人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要解放，不要受风气的拘束。思想不解放，永远不能讲这方面的学问。你给逻辑实证论、分析哲学、科学主义那一套，一下子套住了，这不是需要解放吗？

所以，当我们说诉诸于主体、生命、智慧，你要承认它是intensional truth。假定你说这方面的道理完全是主观的，没有真理，那么，以前的人几千年来，聪明才智都用在这个地方，那都是妄想，都白浪费了吗？

依照罗素的讲法，外延命题是能够客观地肯断的命题。“我相信……”“我想……”“我以为……”，这些都是不能客观地肯断的，就是intensional。譬如，我相信上帝，我不能证明上帝存在，当我主观上需要一个上帝，我就相信上帝，哪一天我不需要上帝了，我也可以不相信上帝。可以客观地肯断的就成为知识，知解性的一个知识，它有客观的确定性，与你相信不相信没有关系。罗素的讲法完全从科学知识讲。

依照康德的讲法，尽管“上帝存在”不能成为theoretical knowledge，没有客观的确定性(objective certainty)，但他最后还保留上帝，他还肯定上帝。他相信上帝。那么，他在什么情形下可以证明上帝呢？theoretical方面不能证明。他通过practical reason证明。这时候，这个practical reason不是psychological subject那个意思。所谓practical reason就是moral reason。你不能说道德是psychological，subjective、emotional，假定你把这些词语用在道德上，那就是误用。

上帝存在是实践理性上的一个需要，在这个意思上，他可以肯定上帝的存在。这样一来，“上帝存在”这句话，还是系属于主体，这个主体是moral、practical reason。“上帝”就在这个level上出现。你说上帝也可以，说道体也可以，照《易传》讲，就是乾元这个道体，这个道体也是在这个level上得以肯定。在人的生命的道德的实践的主体上肯定的这个道体不是theoretical knowledge。上帝也不是theoretical knowledge。那么，在这个情形下，《易传》所讲的乾元天道属于intensional truth，而不是extensional truth。用康德的话说，这是属于practical，不是属于theoretical。道体是truth，你不能说这是主观的情感。

你说道体是主观的情感，你不相信。这个时候，你没有生命，你只是个客体。你所有的只是技巧、科技的知识，你找不到你自己。你到处找你自己，结果是一大堆小细胞，一大堆小原子。各种的分析把你自己解剖掉了。这个就是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das Man，这是中性的人，没有主体。

为什么上帝不能是theoretical knowledge呢？因为我们对于上帝没有直觉，没有直觉就没有内容，没有对象，是一个空概念。所以，你站在theoretical的立场，祂是meaningless，毫无意义。这些话康德都说过了。这个意思不是从逻辑实证论开始，从康德就开始了。不过康德说这话不令人讨厌，逻辑实证论说起来令人讨厌，这是什么缘故呢？逻辑实证论的那些词语都从康德来嘛。因为康德有保留，上帝在theoretical这个地方没有意义，但在practical那个地方有意义。逻辑实证论的说法没有保留，所以令人讨厌。它只有一层，康德是两层。实证论者只承认一个知识的意义。

所以，这个时候讲这种问题，你一定要对这个时代有的这些问题能对治，这是对你的一个挑战。这是时代的风气，是一个主流。逻辑实证论以及西方的这些风气不是偶然出现的，不是某几个人的主张，它整个是如此。这个时代的主流就是说讲那些〔道体、上帝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你要有反抗，要接受这个挑战，你就要对于康德所说的“超越”要有领悟，要有所应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intensional truth是属于强度的，系属于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主观的，不是心理学的主体。这些意思现在的人不能讲，现在的人头脑完全科学化。假定能讲，这些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都是花烂映发。譬如，从老子《道德经》开始，以后每一个时代讲老子的，都是花烂映发。从开始写《易传》的人，后来每一个时代讲《易传》的，都是花烂映发。就是王弼用道家的玄理讲《易传》讲得不太恰当，也是花烂映发。朱夫子讲《易传》也有很多花烂映发。只有系属于主体，属于智慧、属于生命的这种intensional truth才能花烂映发。

所谓强度，所谓弹性，就是花烂映发。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发不出来。假定你是“das Man”，你只能有科学知识。西方“哲学”这个字在古希腊的意思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爱智慧”不是说把一切都抽出来讲概念、讲知识，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康德说哲学的古义就是“实践的智慧论”。“实践的智慧论”就是讲“最高善”，这是西方哲学的古义。以后逐渐演变，直到现在，这个意思失掉了。

“最高善”(highest good)这个问题不是属于theoretical knowledge，是属于practical。“最高善”这个“善”(good)先从moral good讲，再进一步讲highest good，这都是从主体讲。所以，“What is good？”这个“good”不能从对象方面找。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好，那个东西是坏。这个地方，“好”是形容词，形容一个东西。你如何判断这个东西是好是坏呢？

你要有一个标准，标准在哪里呢？

顺着英国人功利主义的态度，他首先讲“What is good”，讲来讲去绕圈子，讲不出来的。他就是从对象方面讲，讲来讲去讲不出来，就是顺着功利主义，这就拉倒了。最后诉诸于功利主义，所谓大多数人的幸福。英国人的思路是这样想的。这个想法根本不对。金庸这个人可以这样想，我昨天看《明报》他写的那个社论，那写得很漂亮。他说，人人皆为自己，没有人不为己。这个无所谓善恶。那么，什么是善呢？你做这件事情于大众有好处就是善，于大众没有好处就是恶。就每一个人自己讲，都是为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这个立场讲无所谓善恶。他这样说很清楚，头脑很清楚。一般人就这样说，那就够了。所以，金庸是个聪明人。但这个不是哲学。当然，金庸可以说我也不要讲哲学，你讲哲学讲那么一大堆，我也不明白，我这样讲倒是很清楚明白。英国人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康德讲道德的时候，他首先把这个观念给你转过来。讲道德首出的概念不是good，我们实践理性的对象是good、evil。但是，决定善或不善不能从对象方面讲。所以，不能以good作为首出的概念，不能先define这个good。一定要转过来，先讲决定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是moral law。所以，他先讲moral law，从moral law这个概念往里进，分析到free will、autonomy of will，讲意志的自律。他先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讲了，你才能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决定你的实践理性的对象。

你首先凭空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永远转圈，想不出来，没有出路。所以，中国儒家向来不如此。儒家讲决定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从良知发，从性发。所以，它开始一定要肯定性善。你不肯定性善，你怎么知道这个对象是好是坏呢？所以，英国人那个态度永远不能讲道德的。他只能讲社会学，讲大众利益，讲social affair、社会福利。这不是没有好处，这实用。就像金庸的那个讲法就是实用。但这个没有智慧，如果只有技术，不能真正了解道德的。

所以，中国儒家道德意识最强。西方弯弯曲曲，经过康徳的批判哲学，费大力气才扭转过来。中国一下子就这样讲，从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讲道德。从对象方面讲道德的，只有墨子一个有一点这样的嫌疑。所以，英国人讲墨子讲得很好，头脑相应。他们不会讲儒家的，他根本不懂。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写一部书讲二程，讲得不好，英国人的头脑怎么能讲理学呢？他绝对讲不好的。他不能了解。他以后研究《墨经》，研究得很好，下功夫下得非常深，他有耐性，这是英国人的好处，慢慢来嘛，也不急。英国人的头脑很健全，坐冷板凳的本事大得很，慢工出巧匠。

天下的道理要慢慢来，不能急。中国人这个时代担负重，而一般人急躁，很少人能耐心下几十年的工夫，彻底了解一个东西。小聪明都有一点，急躁，都想出风头，乱来。这是中国人的毛病，这当然也与时代有关系，每一个人有一些担负在身上。现在的人也无家，也无国，也无我，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中国人感受最强，天下攘攘，所以，要冷静下来做学问很难，这是可谅解的。

所以，处在这个时代，我劝大家，第一头脑要健康，要有健康的理性，不能太脆弱，要健康、正常。要不然，这种刺激一来，你冲动一下子，那种刺激一来，你冲动一下子，那就没有健康的生命。从民国以来，中华民族的人生命大抵都不健康，一般知识分子都不正常。中国人本来是最有理性的，但现在的中国人最没有理性，最不讲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属于最健康的理性的，但现在中国人最不讲理，这是清朝以来刺激太多了，都想要治国平天下。

〔整理者按：该卷录音带末段音量较小，无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