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序

牟宗三哲学开21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

卢雪崑

美暖（《鹅湖月刊》执行编辑）来电邮函告知，《牟宗三先生讲演录》快将出版了，如潮的思绪顿时自心中涌起。本来许久以来就知道讲演录要出版的消息了，然而，如今得知出版日期在即，仍禁不住思潮起伏，不能自已。回想起当年，牟师刚离开我们好一段日子，依然寝食难安，恩师音容历历在眼前，反复听牟师讲课的录音带，原先是沉醉于独自与牟师精神交往，以填补脑子的空白，一遍、两遍、三遍，记不清多少遍，一日忽然醒觉，牟师讲演处处显露人类理性之光明，当该成为文字，永存天地之间。

牟宗三先生是一位融会古人慧识而独创系统的创造性的哲学家，乃真能洞识哲学之本质而开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会通之宏规的第一人。而由《鹅湖月刊》出版的《牟宗三先生讲演录》可接引吾人进入博大精深的牟宗三哲学之堂奥。无疑，牟宗三哲学之体系缜密，每有学者读来觉得艰深，甚至难于把握，然先生之哲学乃人类理性本性之学，因此，每一个人，无论是否以哲学为本务，当皆能契入，且必须读，而必能读懂。

现代文明的急速扩张已将全世界推入巨大危机之深渊：金融风暴、核能威胁、环境污染、资源争夺、恐怖活动，乃至由美国挑起的单边主义经济路线，已令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农药滥用、基因改造食物、假药假货充斥市场，人们每时每刻为身体健康忧心忡忡，已然触及到人的生存问题；而时代潮流似乎悄悄地蔓延着一种放弃生育之趋向，基因工程之发明甚至宣称改造人种，此在在威胁到人类存亡绝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人人自危却避无可避。早已有有识之士对今天身处的时代作出反思，却不得要领。

21世纪正是人类社会进展至高度物质文明却因缺乏理性指导而陷入重重危机的时代。人类已高度发展其知性，而理性之眼却仍未张开。知性发达所成功的科学连同物质文明固然使人类逐步摆脱落后、贫穷之困境，而步入高度物质文明的时代；然无疑，人们于今日高度物质文明中，已然感到无方向及至失序的危机。有鉴于此，牟师宗三先生早就提出：哲学要对时代有担当。此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第八》）牟先生一生为彰显人类理性之光明与力量而奋斗不懈，致力于将中国哲学复归至其本有的理性本性之学的深度与高度。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哲学之奠基，而指示当今时代应当朝向之大道。此所以，吾人可说，牟宗三哲学乃21世纪启蒙哲学之先声。每一个人，只要对这个时代怀有危难意识，抱有对吾人及吾人子孙后代负责之时代担当的志向，必渴望读牟宗三哲学，也必能读懂牟宗三哲学。并且，我们中华民族要在天下滔滔之失序的乱世中走上自己开辟之大道，我们的社会要奠基于一个根于理性本性之哲学以得以公平、和睦、富裕与健旺；我们就有必要通过牟宗三哲学向前行。

吾人提出“21世纪启蒙”，将是一场启发人的理性本性的启蒙运动，而哲学之本质正在于它是理性本性之学，因此，我们也可以说，21世纪之启蒙，将是哲学启蒙。依此，吾人可说，牟宗三先生正是开21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者。何以故？牟宗三哲学乃人类理性本性之揭示、澄明与弘扬之学；而于全社会推广牟宗三哲学，对每一位有识之士而言已责无旁贷。

人类是具有理性的物种，正是理性的力量使人类从原始野蛮发展至文明化，也正是理性的力量，必定要使人类进展至道德化。这条必然的道路表明的是人类整体的趋势，是有理性的世界公民根据一种预定的计划而行进。人性的不断启蒙正是要破除那种以自利原则压倒道德原则而作为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发展动力的错误假设，让人的理性从那种死盯在经验上的鼠目寸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类必须有继续不断的启蒙，“通过不断的启蒙，开始奠定一种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能使道德辨别的粗糙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推移而转变为确定的实践原则，从而使那种受感性逼迫的社会整合终于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

孔孟倡导“弘文兴教”，康德在《论教育》一书中亦提出：我们需要有“一种把人里面的所有自然禀赋都发展出来的教育的理念。”“把整个人类导向其定分的教育。”康德恰当地指：“动物自动地满足自己的定分，但并不认知它。”人则不同，人必须追求达到自己的定分，“但如果他对自己的定分连一个概念也没有，这就不可能发生。”此所以康德哲学及孔子哲学传统皆首先揭明：人不仅具有作为动物品种的人性，同时具有作为道德品种的人性。康德说：“自然在我们身上为两种不同的目的而奠定了两种禀赋，亦即作为动物品种的人性以及作为道德品种的人性……人类自身将会使自己突破他们自然禀赋的野蛮性的，但在超越它的时候人类却须小心翼翼不要违背它。这种技巧，人类唯有在迟迟地经过了许多次失败的尝试以后才能够获得。”

今日吾人指出，牟宗三哲学开21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因牟宗三哲学会通康德哲学与孔子哲学传统，建立了一个创辟性的哲学(理性本性之学)之体系，此体系揭明人的真实本性，以及人类的道德目的，以此指示“仁者人也”“人能弘道”之未来人类道德史之方向，因而堪称为人类理性文明之前景的指南针。

回想自1977年进入香港新亚研究所，师从牟宗三先生研习哲学，在恩师指导下获哲学硕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后由恩师推荐留所任教并从事博士后研究。晃眼逾四十年。好长一段日子没有在想到老师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了，如今，重读昔日整理的牟师讲演录，泪水止不住打湿发黄的稿纸。一本本昔日的听课笔记，一页页录音整理的草稿，令人回到18个年头沐浴在恩师教诲的美好时光。恩师既没，文不在兹乎？

自牟先生一九九五年离开我们，着手整理先生讲课录音带，到2000年历时5年，恩师如在身旁叮嘱着。自《鹅湖月刊》2000年9月号刊登《康德第三批判（一）》至2011年11月号刊登《西方哲学（七）》，又经过11载。今天获悉《牟宗三先生讲演录》（共十册）即将出版，真有说不尽的话，诉不完的衷情呵！

于此，只想告诉每一个人，《牟宗三先生讲演录》体现着一个哲学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第七》）的一生，包含着人类理性本性之光明。每一个人，无论您是否以哲学为本务，只要您浸润于其中，您必有望得有一广阔的宇宙视野，健旺幸福的人生。

牟宗三先生的哲学无疑是一块人类理性本性之沃土。吾人祈愿：总有一天，这块哲学的沃土上生长出无数参天的树木。吾人坚信：

理性之光明，万古如一日。

牟宗三先生讲演录 先秦儒学大义1

【说明】1987年9月、10月间，牟宗三先生讲授于香港新亚研究所。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卢雪崑教授根据录音整理，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杨祖汉教授校订。

第一讲

什么叫做生命的学问呢？就是以生命为中心，不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学问是什么东西呢？这两者为什么要分开呢？

我的学思头一阶段是以逻辑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碰见熊〔十力〕先生以后，了解中国的学问，才知道生命的问题。那就是说，中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中心，不以知识为中心。我头一阶段讲逻辑，写《认识心之批判》，那是以知识为中心。这两者的差别你们懂不懂？至少有没有这个观念呢？不要光听我讲，你们要自己思考。为什么从以知识为中心，转为以生命为中心呢？这个“以生命为中心”有什么涵义呢？

为什么说中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中心呢？中国学问没有知识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生命”是什么意义的生命呢？中国学问以生命为中心的“生命”是不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呢？假定你说，这“生命”是价值意义的。那么，西方人以知识为中心，西方人就不讲价值问题吗？

“以生命为中心”与“以知识为中心”有差别，那么，知识与生命问题是一是二呢？知识与价值问题是一是二呢？知识与道德是一是二呢？不管是一或是二，中国哲学传统重视生命、重视价值。但不是说中国人只有这一面，而没有知识那一面。也不是说西方人只有那一面，而没有这一面。

中国人为什么重视生命这一方面，这一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你能举一些古典里面的词语吗？这些词语都是常见的，而且大家公认，是常识的所在，也就是要点之所在。现在的人不注意这些要点，所以对中国学问没有共识的。横撑竖架的，都是说一些不相干的观念。所以，中国人现在的学问是很难讲的，共识没有了。这个以前的人都很容易懂的，中国人比较重视生命问题，那些话头摆在眼前，就那几句就表示出来。尽管中国人也并不是不讲知识。

为什么他对生命特别感兴趣，特别关心呢？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终极关心的问题。这个你平常有一点感触没有呢？有一点感想没有呢？我们总括起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以生命为终极关心。中国的经典那么多，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你的根据在哪里呢？我的根据在整个中国传统的经典，经典都摆在那里，我是假定你对这些经典都经过了，了解了。这是有共同理解的。对于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有共同了解，对于儒家、道家有共同了解。讲了两千多年，有共同了解嘛。

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都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嘛。这表示每一个时代对于儒家这个学问的共识。现在对于儒家没有共识，现在，他们都说儒家是封建。“封建”不是共识，这不是一个对儒家共识的了解。封建是社会的某一个形态，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你看以前哪里有人拿封建、不封建来讲儒家的呢？有哪一个阶段拿封建、不封建这种话来了解儒家的呢？

为什么每一个时代对于儒家都有这样共同的了解呢？当然有根据嘛。根据就是那些经典，这表示那时代的人对经典中每一个重要的句子都考量过了。宋明理学家为什么那样了解儒家呢？他们对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这五部书中的那些重要句子都考量过了。他们从这里面取得了共识，知道这里面是些什么问题。

譬如说《论语》，对于《论语》的共同了解是什么，它的重点在哪里？《论语》代表孔子的生命，那么，你从孔子这个地方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概括的了解？《孟子》《中庸》《易传》《大学》也如此。这样一来，当然有一个共识嘛。

现在的人不往这方面走，他们以为他们有从西方来的新观点。所以，你要了解中国的学问有共同的讲法，两千年来天天在那里思考，没有间断过呀。只是到满清入关打断了，不了解了。你自己成了真空，你自己的Idea，那个领导方向的观念，你不了解。你把两千多年来讲的儒家通通打掉。这个时代的这种知识分子没有良心。他们只做考据，以为我们讲的那些都是闲谈、空话。现在念史学的都是如此，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呀。他们说这些我不懂，我不是以这个为专家。这些你怎么不懂呢？这个你当该懂嘛。所以，满清三百年来，大家都不注意这个，忘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费大劲，要重新经过。我是见到熊〔十力〕先生以后才能正视生命问题，了解中国的传统。我第一个阶段讲逻辑，写《认识心之批判》，那些问题里面没有生命的问题。那么，我念这些抽象的东西干什么嘛。你这么抽象，这么专家，这么高深，这于你的生命有什么用嘛。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什么用嘛。那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逻辑问题呢？是不是数学问题呢？是不是我《认识心之批判》所讲的问题呢？可见有不同嘛。

那么，什么叫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是《大学》上的一个纲领性的话。好像很完备，但还是粗呀。“正心、诚意”是什么问题嘛，逻辑里面有没有“正心、诚意”呢？“正心、诚意”是什么问题，而逻辑又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作一个区分。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人的必然的道理，人这个human being一定要如此的。这个在以前没有人怀疑的，不能起争辩的。你能作多少，那是一个问题，但你不能说这不对。但是，现在的人不懂什么是“正心、诚意、修身”。现在的人没有家庭，怎么能“齐家”呢？家庭要承认人伦呀。《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现在的人男女不分，没有人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这是三纲领。“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这是八条目。整个这一套就是《大学》所谓三纲领、八条目。这个还是笼统。这个笼统的一套就已经不是我的《认识心之批判》所讲的那一套了。我的《认识心之批判》没有格物致知，没有正心诚意，也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讲明德的问题。我那个是希腊的传统，西方哲学传统是以这个为中心，但这只是希腊传统的一面。

希腊人所说的哲学的古义是什么呢？就是爱智慧。“爱智慧”是笼统说。什么叫作爱智慧呢？爱智慧就等于中国人所谓“教”。这是希腊人说哲学的意义，康德名之曰“实践的智慧学”。“实践的智慧学”就是我们所谓“生命的学问”。依照希腊人说，什么是智慧呢？以最高善为标准才是智慧。以最高善为目标，而且使它实现出来，这要靠行动，靠道德的实践。这不是靠讲，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逻辑的问题。

那么，实践的智慧学就等于中国人所说的教。为什么中国人所说的教是这个意思呢？什么是中国人说的“教”呢？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依照儒家的讲法，这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的“教”。“教”就是道德的实践，不是教训人呀。

这就是终极关心的问题，终极关心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就是教的问题。但是，这个意义的哲学在现代西方还保持吗？你们看，现在的西方哲学哪一个地方是实践的智慧学呢？英美是分析哲学，走的是分析的路。胡塞尔那个现象学有吗？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有吗？都没有呀。不但分析哲学没有，欧洲大陆上的现象学与存在哲学也没有实践智慧学的意义。为什么呢？分析哲学没有，这是很显明的。为什么说现象学、存在哲学也没有呢？在他们那套思想里面关键的症结在哪里呢？不是随便说人家没有就是没有，不是随便骂人。你们天天讲胡塞尔现象学、天天讲存在主义，你懂吗？关键在哪里？这就是哲学问题，引发你的思考。

分析哲学没有实践智慧学的意义，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也没有，为什么呢？这都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是德国的哲学家。我这样问你们，就是引发你们的思考，思考久了，你们就懂得了。最重要是一个问题一步一步往里入。胡塞尔所想的东西，你抓住他的线索，你也可以想出来。你抓不住他的线索，你所知道的都是external，你自己完全没有自发性，你没有与他的问题在一个思路上。

什么叫作实践的智慧学？爱最高善才是智慧，所以，这个“实践”一定是道德的实践。我们所谓“教”就是属于道德的实践。首先你的哲学系统里面要有道德的观念、道德的问题才行。胡塞尔的现象学里面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你们也不一定懂胡塞尔，但照你们所道听途说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没有。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也没有。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讲什么现象学，讲什么存在哲学呢？

胡塞尔那套现象学都是在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的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范围之内，它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它是讲准确的知识。在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这个范围内，没有康德所说的noumena里面的问题，也没有morality的问题，morality在康德是属于noumena的。这个你们看不出来。天天在读哲学，都是在那里瞎读。现在，现象学是显学，大家最喜欢读。他们不谈康德，分析哲学也不能谈，因为没有逻辑的训练。所以，拿着胡塞尔、海德格尔来唬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人的一种风气。

所以我说，古希腊意义的哲学在西方没有了。这个意义的哲学保存在哪里呢？保存在中国，保存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不管是儒家式的、道家式的或是佛家式的，那个“教”的意义就是古希腊的实践智慧学的意义。古希腊的实践智慧学就是教的意义，照儒家说也合，照道家说也合，照佛家说也合。而中国哲学的传统就是儒释道三教。所以，真正的哲学在中国，在传统中国的那个老的中国传统，不是在现在的中国。满清入主中国三百年，这个传统没有了，因为满清是考据，乾嘉年间的考据学，现在中央研究院的新考据，胡适之的新考据，都是走的乾嘉年间那条路，是乾嘉年间考据的遗风。

不管是儒家，或是道家、佛教，或是基督教，它要成一个教，都是实践的智慧学。要通过理性的实践来纯洁化生命，这是“教”的基本意义，“教”的基本意义要这样了解。按照这个意义，以儒释道三教为最恰当。基督教就不十分恰当。因为基督教不是通过理性的实践来纯洁化你的生命，它最重要是通过祈祷，上帝加恩。所以，它是宗教的“教”，不是实践的智慧学所说的那个“教”。这两个意思所说的“教”不同，这要注意，要区分清楚。

基督教的“教”是宗教的“教”，从纯洁化进一步讲神圣化。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前面都加一个“圣”字。神圣化看来比纯洁化更高，但是，在基督教，纯洁化、神圣化都不是实践的问题，不是通过我们的实践而达到的，而是通过祈祷。祈祷是函着什么呢？祈祷能不能达到，靠谁呢？靠上帝。如何能达到纯洁化、神圣化呢？从我这里讲是通过祈祷，从上帝方面讲，是加恩、恩宠。这一套教中国人向来不喜欢的。我是地道的中国人，我向来不喜欢这一套，尽管我也可以讲它的道理，它那一套道理我都可以给你讲出来。但我根本不喜欢那一套，你那个调调不好。

基督教通过祈祷，个人的祈祷能不能达到纯洁化生命，要靠上帝加恩。这是从外部讲。从内部讲，最重要一个观念是通过“信”。这个有道理，你不信，光祈祷也没有用。照儒释道三教讲，信也是一个重要成分。但是，光是“信”不能表示实践的意义。儒释道三教都有实践的智慧学，但基督教没有。所以，基督教的实践意义不够，祈祷、信还不是实践的意义。

基督不是实践成的，是道成肉身，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但是，照中国人看，耶稣是圣人，圣人就是实践成的。依基督教，道成肉身单就耶稣讲，我们不行呀。在中国人说，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在基督教不能说人人皆可以为基督，这不通的，这是不敬。这个地方与中国人相冲突。儒家说，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荀子也说，途之人可以为禹。佛家说，众生皆可成佛。这就表示说，不管是圣人，或是佛，是通过我们的实践而成；难是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并不是上帝的化身。你说上帝的化身，那是把责任都推出去了。加恩也是如此，你只要祈祷就成了，犯罪也没关系，你只要祈祷一下子，上帝明天就加恩于你，把你的罪赦免了。犯罪场旁边就是教堂，教堂就是赦免。这种形态中国人根本不相信。当他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了，当他痛哭流涕求赦免的时候，他也是真的。所以，西方人的生命激荡得很，带戏剧性。现代人最喜欢戏剧性了，因为戏剧性刺激、过瘾。

中国人成圣人、成佛没有激荡性，慢慢来，不能急。而且是个永恒的工作，无穷无尽，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停止的时候。你一天停止，一下就堕落。这个没有戏剧性。实践智慧学是从西方古希腊发出来的，为什么在西方保不住呢？哲学的古义也是从希腊发出来的，为什么西方人保留不住这个古义、原义，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了解中西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谓哲学，中国人本来没有的，中国人只有所谓“教”。“哲学”本来是西方的，西方从哪里发出来呢？从希腊发，而希腊哲学的古义是实践的智慧学，中国人所谓“教”就是这个实践的智慧学。

为什么在西方，哲学的古义丧失了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柏拉图。关键不在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不行，更落下来了。西方人说亚里士多德是科学之父，哲学之父是柏拉图，最重要是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讲最高善，到亚里士多德就不讲了。柏拉图有实践的智慧学，有最高善。他那个最高善的向往不错，但他讲实践、讲道德不够。照柏拉图，通过什么方法纯洁化你的灵魂（S0Ul）呢？

柏拉图那个实践就是纯洁化你的灵魂，纯洁化为的是什么，就是为的把握Idea。最高善也是一个Idea，这个“最高善”的意义不是康德所说的“最高善”，但还是最高善。因为我们的soul原来与Idea合在一起，有生以后，我们这个soul陷落在我的躯壳里面，忘掉了。依照苏格拉底的说法，通过回忆的办法重新把握Idea，慢慢来，这就是实践。如何纯洁化你的灵魂（古代的名词是“soul”，现在的新名词就叫做“mind”）呢？柏拉图的办法是什么呢？不是祈祷，也不是加恩。是通过理智。念数学、几何学、听音乐。他重视这些东西，因为Idea是form，是object。这样的实践是不是道德呢？实践本来是道德的，但是，柏拉图这个意义的实践离道德远了。所以，这种意义讲道德是他律道德，康德以前的讲法都是他律道德。

柏拉图是理型主义，纯洁灵魂的标准是Idea，最高善也是Idea。Idea为什么能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呢？Idea是一个object，这个object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可以作为是非、善恶的道德的标准呢？因为Idea叫作存有论的圆满(ontological perfection)。所以，理性主义从柏拉图开始，是柏拉图这个传统，以ontological being来define good，就是以存有论的实有来规定善。这个ontological perfection就是指一个ontological being，这being最真实，按照Idea成一枝粉笔，这个也是道德的标准、善的标准。

假定你问柏拉图：什么是善呢？什么是最高善呢？就是以存有论的圆满，或存有论的实有来规定善。西方人从古希腊下来讲善就是这样讲，这是柏拉图的讲法，理性主义的讲法。这不是康德的讲法，不是儒家的讲法。所以，柏拉图在这个地方不行，就是这个道理。

到基督教出来的时候，什么是善呢？上帝的规定就是善。谁来规定善恶呢？上帝规定。不管是上帝规定，或是理性主义拿存有论的圆满来规定，或者功利主义拿快乐来规定，这些都是意志的他律。“他律”是什么呢？就是依照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东西来规定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你应当做的，什么是你不应当做的。依据外在的东西来决定我们的意志，这就是他律。

柏拉图这种讲法也向往最高善、爱智慧，智慧定在最高善。最高善靠Idea来规定，Idea就代表圆满性。Idea分等级，现实的东西都是分得这个Idea的圆满性的几分之几，定不能全部跟那个Idea相合。这样他律意义的实践结果没有用的，一定出问题。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一直下来都是他律。柏拉图所说的Idea、最高善，这个实在有问题。所以，他的思想里面好多是神话。而且，他那个Idea混漫得很，都是Idea，都有个Idea，数学、逻辑、一般存在，都有个Idea。这个Idea的观念用得太滥。康德后来说你这些都是概念，概念是知识的观念。康德把柏拉图的Idea只保留在实践理性的范围内，就是在道德的范围内才可以叫作Idea。其他数学、科学知识不叫作Idea，那叫作概念。

实践的最重要的关键靠自由意志，光靠Idea没有用。实践的关键在主体，要开出主体。Idea是客体，主体没有开出来。所以，柏拉图那个意志、实践理性只能他律，不能自律。讲自律，主体之门才能开出。意志本身就是主体，就是实践的主体。所以，一定要讲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是真正的主体，讲实践要靠这个。你自己不自立，怎么能实践呢？柏拉图讲实践是走的知识的路，就是知识与道德混在一起。知识的路不是真正的实践，这个到康德出来分得很清楚。实践有好几种，只有从道德这个地方所讲的才是真正的实践。

譬如说，你演算几何，这也是一种实践，但这种实践不是道德的。譬如说，医生治病、做手术，这也是实践，但这种实践不是道德的。这些是技术的，技术的实践属于theoretical reason。

所以，柏拉图尽管开出最高善、爱智慧，但没有用。他那条路结果走来走去，最后没有了，变成知识论，实践意义没有了。所以，他所向往的那种意义的实践没有用的，保不住的。这个问题只有到康德出来才抓住了。康德是十八世纪的人，到我们现在才二百年。所以，康德出来讲自律道德，这是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出来讲意志自律，这是空前绝后的大事。到康德出来才指出实践之所以为实践的意义，只有道德才叫作实践的。演算几何、医生治病，那种技术的实践是属于theoretical reason，不是practical reason。这不是区分得很清楚吗？所以，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有大功劳，了不起呀。

就中国儒家讲，为什么可以保存住实践智慧学的意义呢？康德讲意志自律，那是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在西方来说是一个革命。这个意思中国人早就有。中国人没有free will这个名词，中国人怎么表示这个自律呢？儒家怎么表示这个意志自律呢？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所以说，中国保存实践智慧学靠儒家，这个实践就是道德的实践。道德实践的最恰当的本义保存在儒家。西方人保不住，柏拉图保不住。

在西方，只有康德才开始提出这个意思，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儒家那个成熟的境界。实践智慧学、自由意志、意志自律，这是康德的新名词。我提到这些名词，是让你们想到中国的老传统。你说根据这些怎么能想到中国的老传统呢？这就表示你对于中国老传统的知识一点也没有。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一说到这里马上就明白了嘛。康德讲自律靠自由意志，中国人不用这个名词，中国人用的什么名词呢？康德说意志自律，因为自律，这个意志才是自由。自己决定，不是旁人给你决定。那么，在儒家，决定仁义内在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心性、良知。所用名词不同，但意思一样。这样点出来，不是通通懂得了吗？那么，《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从四端之心了解性，说性善，都是一样的意思。这样才能讲“仁义内在”。要不然你怎么能讲“仁义内在”呢？

告子就不能讲“仁义内在”。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这就表示仁义在性以外。告子所言“性”是什么意义的性呢？就是“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不能讲“仁义内在”，不能讲自律。依照康德的讲法，自律是从free w川讲，free will不是“生之谓性”嘛。这都清楚得很，分寸都一样，只是名词不一样。这才是哲学问题，这是共识呀。中国人以前的讲法是心、性，没有讲自由意志这个词。

所以，到宋明理学家出来，他们争论的论点集中在哪两句话呢？程朱、陆王两派的争论集中在两句话：“心即理”与“性即理”。“心即理”就是自律，“性即理”不是自律。“心即理”是分析命题，心就是理。“性即理”也是分析命题。但为什么“心即理”是自律，“性即理”不是自律呢？

依康德，自律靠Will，will是心的活动。心能活动，心能够自律，能自己决定方向。朱子讲的“性即理”，这不单是分析命题，“性”与“理”是同义语。这等于没有说话，都是废话嘛。照朱夫子理解，“性”就是理，这是同语重复。那么，谁来决定这个理呢？决定理的能力在哪里呢？决定理的能力在心嘛，你为什么不说“心即理”，而说“性即理”呢？可见你说“性即理”的那个“性”没有心的意义，心落下来了，所以不能讲自律了。这样你才能了解朱夫子不能讲自律。“心即理”才是自律，因为“心”没有落下来，心决定方向，心能活动。这种思考要把概念弄清楚，这种了解是儒家的共识，这就是哲学的问题。

儒家的共识不是凭空来的，是根据经典来的，依据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这五部经典的共同了解。各时代都这样讲，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传统。这都不是以知识为中心，都不是逻辑的问题。这都是道德的实践问题，道德实践的问题当然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叫做实践的智慧学。

“实践的智慧学”，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大义，这个大义你们要抓住，这是个眉目。要了解这种大义，后面要有文献的根据。要是一点文献的根据也没有，那就是空话。不要先有一个偏见，先有一个架子，然后把文献往上套。先通文句，依照文献了解。这样讲很容易懂，稍为懂一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里面的重要句子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这种思考方式。你要讲康德哲学，他那种专有名词一下子就把你闹糊涂了。

我们下一次就根据经典讲，每一部经典的中心观念是什么。譬如说，我们通过《论语》来了解孔夫子。那么，《论语》的中心观念是什么呢？孔子的智慧总起来一句话，“践仁知天”。大家都这样了解，讲了两千多年，都有共识。这不是我的私见，这样了解以后，这个生命的学问、实践的智慧学到最后关涉到一个什么学问，一步一步逼出来，儒家向往的最后的那个学问就是moral metaphysics。这就类比康德所说的道德的神学，这是共同的问题。

按照西方基督教传统，康德讲道德的神学。康德说我们只能承认moral theology，不能承认theological ethics。这是正当的态度。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康德是正当的态度。中国不这样讲，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我们不讲moral theology，而讲moral metaphysics，意思是一样的，依义理就是moral meta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