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超演——从传奇婚礼主持人遗憾立场说起

这段时间在收看《超级演说家》之余，发了两篇微博点评，却未曾想这游戏文字竟引来许多网友转发评论，拙作蒙诸位抬爱，实在是诚惶诚恐。其间也有不少朋友专门递私信探讨，而在这些个探讨里头，就有不少的朋友都谈及一个共同话题：“什么是演讲？”。正巧，这期《超级演说家》也刚好发生了一件与这话题又关的插曲。而这段插曲呢大家想必都知道，便是全国知名的宗师级司仪胡白在《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意外被观众投票出局一节。如此的“不近人情”，在整个《超级演说家》的节目过程中实属罕见。现场观众“无情”至此？想来不该是嫌拿“说话”当饭碗的胡白，在讲的方面不够漂亮。所以这无情之举，大概和观众与作为演讲者的胡白之间，在演讲本质上的分歧有关。这又不免引出了《超级演说家》，自开播以来就在互联网络上缠绕始终的一个老话题：演讲，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子曰正名，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弄清演讲的本质，演讲者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声，所以“什么是演讲？”，这的确是个值得好好谈一谈的问题。

圣人之道，“说话”即是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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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前面两篇文章中，我也大略谈过一些演讲以及演讲术本质的问题，不过可能更多是从西方演讲学渊源以及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的。今次，咱们就不妨从就从东方的角度，以“演讲”这门学问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产生发展为引，说说“演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演讲，从何而来。有些给我发私信探讨的朋友，就引过《北史·熊安生传》“公正于是有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成究其根本”，并以此为演说、演讲之源。不过在我看来“演讲”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还要再上推一千四、五百年。昔武王伐纣，做泰誓三篇。一篇演说于会盟之时，以“观政于商”的说辞为诸侯出兵壮胆；一篇演说做于会师之时，以“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的逻辑，激发诸侯伐纣的决心；最后一篇做于会战之前，武王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上帝弗顺，祝降时丧”的战前动员，团结将士促其奋勇。这三篇演说审时度势对症下药，不仅从演讲的技巧角度来看都是经典演说范例，通篇格言警句一般的语言更是掷地有声，堪称修辞学中的上品。比之西方较晚期的《论希腊》、《反腓力》等同类战争动员演说，亦是不遑多让。

再到春秋战国百家兴起，演说辩论成为显学。和古希腊哲学家们所从事的演说教育一样，孔门四教，也专门把演说与德行、政务、文学等“大事”并列，成为圣人门徒必修的功课。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把演讲分为用于公民集会的议事演讲，用于法庭的诉讼演讲，和用于典礼的展示演讲等三种。但在中国关于演讲教育的划分就更为琐碎详细，在君子的演讲教育和演讲素养培养中，就有用于出征动员的“誓”、用于祭祀的“语”、用于典礼的“铭”、用于行政的“命”、面对自然地理的“说”、心有感怀的“赋”等等等等，可以说事无巨细，既有功能性的“演讲”也有非功能性的“演讲”，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可以说圣人眼中，所有可“说”，都可以变成 “演说”。但是反过来，“演说”，是否也能直接等同于说话呢？这却又并非如此。

事实甚至可能刚好相反，譬如这期就有两位选手，那威和季慧群，他们的演讲就有点太像说话，。那先生对导师李咏的感激之情不可谓不真诚，而季大妈对家乡的热爱也不可谓不真挚，但他们的演讲总叫人觉得完全没必要以演讲的形式来呈现。或则感激或则赞美，这些内容我们日常生活中皆有之，但是我们每个人真觉得它有必要直接的，毫不经改造的变成“演讲”吗？想必是不能，可见， “演讲”似乎应该是有一些源于说又高于说的东西。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因为演讲是说，也不止于说，甚至有些时候不说反而也是演讲。

言隐于荣华，“不说”其实也是演讲

孔圣之后，华夏演说家中的大贤，当属庄子，庄子的《骈拇》、《齐物论》都详细谈到了关于演说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庄周之后五百年，庄子的门徒就运用他所倡导的演说观，进行过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

《晋书·嵇康传》载，魏晋时期盛行“清谈”形式的演说，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可谓是个中高手，颍川贵公子钟会亦擅长此道，所以前往拜访希望与之切磋。不料等待良久，嵇康仍然是埋头打铁毫不理会，最终两人留下“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问答散场。在旁人看来，这两个人简直是“本来无见闻，何处有演说”。但在当时清谈名士却道“无见无闻亦无用，此是演说真法界”，甚至将这两人的对话和行为，当成是一场攻防都极其精彩的演说。而这些魏晋名士所推崇的庄子，正是这种“不说”之演讲的“始作俑者”。

在庄子看来，演说固然是一种“说”，但演说的目的是对于“说”的提炼。所以演讲的本质不仅不应该只是“说说”，而是为了表达观点说明态度。所以观点和态度才是演讲的核心，演讲实则就是对所有妨害这个核心展示的障碍，进行摈弃剔除的过程，哪怕这个障碍是语言本身。那么以“说”为本的演讲，真的会被语言妨害吗？的确是会的，庄子谓之“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在现代语言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是语言的“遮蔽性”，它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庄子认为，语言是阐述内容的，但是语言的这种缺陷性有时候反而会为阐述的对象增添复杂性。这样的演说，就会导致“言隐于荣华”，所以有些时候“辩不若默”。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说”的演讲，反而不如“不说”的演讲的原因。

那选手和季女士的问题其实也正在如此，他们不是没有真实情感，而是把这些真实情感说的太多，太满，少了给观众预留的共鸣空间。以至于“言隐于荣华”，用纷杂的语言把真实的内容给埋没了。相反，本期另有一位残疾人选手梁艺，她的演讲可谓朴实不功，，她所做的只是原本的展示她自己的故事，不多施文采，不额外灌注悲情，但恰恰是这种“不假荣华”的形式，反而给了她更好的演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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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不得已，于是演说

儒门孔圣之后，最大的演说家非孟子莫属。东莱先生吕伯恭说“孟子尽雄辩”，此言不虚也。且看《论语》记的都是些圣人言行，而《孟子》通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孟老夫子各种长篇大论的演说。用现在的话说，孟子可谓是当时的一个超级演说家兼超级演说狂。但孟子自己却不承认自己“好”演说，他甚至很真诚的演说了一大篇来告诉大家，他演说，是因为“予不得已也”。

巧的是无论当时现在，大家居然也都很认同他这种说法，所以在诸子百家的划分中，孟子没有被归于苏秦、张仪之列，被当成和现代演说家最沾边纵横家行列中去。而是位列儒门尊为亚圣，为万世所膜拜。原因何在，正在于身处礼崩乐坏之世的孟子，他“予不得已”而挺身捍卫圣道的行为，与视语言为工具的纵横操弄，是根本性不同的两种东西。

而这期节目中，我个人以为表现最为出色的两位选手，也恰恰正是两位“予不得已”，于是演说的演说者。他们一位是临终关怀小看护赵宇昕，一位是战地摄影王红。他们都不是拿说话当职业的“说话者”，而是各有其“不得已”而站出来的理由。尤其是王红，他就典型是一个“予不得已”而说的人，从台风来看，王红其实没有一个高超演说家应有技巧风度，甚至也没有一个随军记者的文学气质。他长的像一名军人，说的像一名军人，做派还是一名铮铮铁骨不妥协不放弃的军人。我们说过演讲是情绪的艺术，它常常需要观察需要机变甚至于妥协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人的刚硬并不适合演讲的圆滑。但王红的演说，又的的确确是一片好演说，而提升这篇演讲质地的，不是单纯的技巧，而是“说”的背后所蕴含的战场硝烟，激情岁月和无悔青春，是“予不得已”而“说”的沉重提升了演说的价值。“予不得已”而说，这正是演讲的本质，无论是王红还是赵宇昕他们的演说超过了语言的浮华，或为生命、或为历史、或为过去、或为未来，用不得不说的力量给他们的演说，带来了其他职业“说话者”所不可能具备的感染力。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胡白，胡白被出局中观众的“无情”。其实这种无情虽然过激，但在我看来，也的确是情有可原。

“胡白也何如？”

吾曰：“器也。”

“何器也？”

吾曰：“瑚琏也。”

金牌司仪，传奇主持，在说话上的造诣胡白应有大才能，于婚礼舞台方寸间也绝对当得起“瑚琏”之誉，相信胡白自己也很为这种说话的本领而骄傲，甚至对《超级演说家？志在必得。然而孔子却曰：君子不器。什么是器？工具也。为什么君子不器，因为君子不是为了作为功能性工具来培养的。是以孔门四科中的演说家，势必也不能是“器”。演说在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渊源，未必每个观众都知道，但是上下五千中国文明不绝的奇妙之处恰在于，有些东西你未必知道，可是它却已经渗透到你一个中国人的观念和骨髓里。演说的器与不器，也正是如此，我想观众投票出局胡白，必然不在于他“说话”水平，而在于一些观众无法接受司仪这样一个强调语言“器”的一面，取“说话”功能性，以“说话”为职业的形式，与演讲等同起来，所以才导致了胡白被投票。

由是观之，演说这门学问的本质和真谛，乃在于它既使用语言这种工具，又能跳出“器”的格局，才可称之为演说。凡工具用则有不用则无，而演讲则是孔之说是演讲，庄之不说也是演讲，孟之不得不说还是演讲，这样的境界非“不器”而不可得也。是以世之演说家，可以有职业演说之演说家，却不能有以演说为职业之真正超级演说家。这便才是演讲，这也便是我眼中“演讲是什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