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鉴于“幸福”研究整体尚处于新生期，当前国际学界关于“幸福”的界定、影响因素以及测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仅以学科分野差异为出发点对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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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重新考虑在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只图求经济增长的作为，应同时关注有关政策中的无形和有形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民众的幸福水平。

有鉴于“幸福”研究整体尚处于新生期，当前国际学界关于“幸福”的界定、影响因素以及测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仅以学科分野差异为出发点对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

经济学：“效用”之中显争鸣

实际上，在经济学界，从边沁（Jeremy Bentham）与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提出广义效用观到社会福利函数论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效用观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即由起先容纳物质追求与精神诉求的体验效用观逐渐滑向“最大福利”的决策效用观。效用的外延呈现缩减化趋势。在这种情形下，效用已经失去既有道德内涵，成为只是用于定义偏好的数字，价值判断被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而代之以所谓的实证研究。例如，在“主流”新福利经济学学者萨缪尔森及其继承者心目中，增加收入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幸福、收入、效用几乎是正比关系，而效用又主要体现为（显示）偏好。此后的经济学界，幸福效用论的后继研究者也基本上是沿着“幸福—效用—显示偏好”路径开展研究，只是对偏好（效用）的内涵与外延、幅度、方式等有了进一步的细化讨论，例如，在理论层面，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认为，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应采用更宽广的福利与效用观，他指出了萨缪尔森显示效用理论的局限性，例如，不能很好地测量或顾及不平等、通货膨胀与失业乃至环境退化等方面的福利效应，不能很好地测量某种特定政策的福利效应以及个人无力更改的制度安排等因素。格雷厄姆主张以表达效用加以丰富，同时，采取互存效用、程序效用等扩大后的效用论。

同时，在幸福的效用测量方面，从旧福利经济学时代的基数论到新福利经济学时代的序数论，两种效用观则一直争执不下。例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与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均主张基数效用论，该效用论是以效用的可测量和可比较为前提，而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新福利经济学学者则主张效用序数论，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著名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等一批从事幸福研究的经济学学者则开始力撑效用基数论，只是在操作化方面，森主张的是“可行能力”效用观，而黄有光则主张以“最小可感知快乐（苦痛）量”为单位对生活经历予以基数赋值。

概言之，在经济学界，在幸福研究的效用测度方面，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各有“阵地”，各有千秋。

心理学：“天定”之命可调适

对心理学界而言，幸福研究乃属其当行本色之责。不同于经济学对影响幸福的外在性因子的关注，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影响幸福的先天性与内在性因子展开，例如，基因遗传、人格特质、体质体格等，其中也包括对诸如教育、年龄、性别等社会人口特质变量的计量统计分析运用在内。在一定意义上，心理学的研究均可以视为对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的承继与发扬。只是，在心理学对幸福进行解释的诸种经典理论中，无论是期望水平论，还是设定值理论，抑或是目标论与适应论等均倾向于认为，对于社会幸福水平的提升而言，任何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都将是事倍功半的作为。幸福与否几乎是一种“天定”之命，幸福测量应突出“人格、情感与认知”的功用，应更多依赖于从微观层面对个体当前感知校正调适，因为个体的“临界点”、“期望值”与“适应性”等均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获知与评判。

社会学：“网络”之中有真情

社会学对于幸福的研究则偏向于强调运用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视角，突出亲情、友情、信仰之力、邻里守望之情等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的功用。例如，就幸福影响因素而言，社会学高度认可心理学的人格特质与经济学的经济变量对幸福影响的论说，但认为幸福影响因素研究不应局限于此，因为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价值观、信任与信仰等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社交生活为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之父赛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的研究表明，10%最幸福的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具有丰富的社交生活，他们区别于一般人和不幸福的人的一个标志是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

至于就社会关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人们幸福的实证研究而言，伦敦大学的尼克·鲍特塞维（N.Powdthavee）依据英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通过“影子定价方法”和社会资本理论的使用，发现由（亲朋邻居）良性社会互动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价值，在经济意义上可以折算为一年85000英镑的产出,而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仅为9800英镑，这也提示政府应重新考虑在经济社会政策制定中只图求经济增长的作为，应同时关注有关政策中的无形和有形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民众的幸福水平。再以社区建设对于民众幸福度的影响为例，英国“幸福行动”组织有大量著述论证了邻里关系对于幸福社区构建有着重大意义，假定社区层次的幸福构建可以表述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即为：幸福社区=亲仁善邻（Neighbourliness）+社区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公式中前一部分不妨理解为利他的社会支持，后一部分不妨理解为公民的社会参与。

环境（经济）社会学：继往开来可持续

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已经成为足以影响人们生活幸福的一支掣肘性力量。环境（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幸福研究侧重于强调发展中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如生态保护），强调环境保护过程中经济组织、社区组织与政府的齐头努力，突显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环境意识对于幸福生活实现的重要意义。黄有光先生倡导的“娥妮”（ERHNI）研究，是该领域的代表之一。“娥妮”＝平均净快乐年数-人均环保危害。黄有光认为，就每年度国家成功指标考核角度而言，为了考虑一国经济行为对他国环境与将来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非常有必要从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中扣除该国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这样才能得出该国当年的“娥妮”指数。而由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开展的“快乐星球指数”（HPI, Happy Planet Index）研究也是一个典型事例，HPI=一国平均幸福年数/人均生态足迹。此外，在国际学界新一轮幸福研究高潮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在其幸福研究中指出，可持续性回应的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挑战，关系子孙后代能否延续目前的幸福水平。测量可持续性，至少需要弄清影响未来幸福不同因素在量上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环境因素的测度应具有独立性跟进。不同的是，这种可持续性要求几种“储备”同时保留或者增加，比如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等。为此，需要跟进基于一组精选的物理指标，特别是需要一种可以测量对环境破坏达到危险水平程度的清晰指标。简而言之，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离不开“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与环境压力物理指标测定”的实施。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