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袁仲一致力于秦始皇陵园及兵马俑坑的工作，在秦俑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贡献，他被学者尊称为“秦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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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江苏铜山县人，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现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秦俑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1964年，袁仲一开始在陕西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1974年以来，他致力于秦始皇陵园及兵马俑坑的工作，著有《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秦代陶文》、《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至1984）》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秦代陶文》被评为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正是因为在秦俑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贡献，他被学者尊称为“秦俑之父”。

步入考古之旅

1956年，袁仲一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0年，又被录取为该校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吴泽和束世澂，学习古文字和历史文献。在华东师范大学期间是袁仲一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历史文献，思考着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种种问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他的座右铭。在“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他毅然告别了繁华的上海，来到了西安。

在秦俑考古的岁月里，袁仲一思考的不单是田野发掘和考古研究，还有秦始皇陵的保护问题。首先是土遗址干裂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掘，土遗址的干裂早已出现，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袁仲一从实际做起，深入研究，希望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其次是文物颜色的残迹处理问题。陶俑彩绘出土后，颜色很快就脱落，有些问题更为复杂。很多陶俑经过水浸、火烧的破坏，颜色本身就不存在，作为发掘与保护人员，应不断探索、创新，解决秦俑颜色还原与反贴的问题。最后是细小遗迹的保护问题。细小遗迹是指细小的、容易损坏的文物。比如做箭囊用的麻布，出土时已经碳化。细小遗迹要想办法保护，使其保存时间更长久，这需要全面思考，从小处着手才能做得更好。

致力于秦陵发掘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点之一，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袁仲一从踏上陕西的土地伊始，就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仲一的田野发掘是从唐墓开始的。他发掘过龟形墓志和有农耕图壁画的唐墓，也曾经写过关于墓志的文章。自1974年7月开始从事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工作，袁仲一主持了兵马俑一、二、三号坑的发掘工作。在其记忆里，袁仲一对自己在秦俑的岁月如数家珍。一号坑的第一次发掘时间是从1974年到1984年，第二次发掘是从1986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89年开始发掘三号坑，1991年又将目光从三号坑转向二号坑。发掘二号坑是从基础工作入手的，如去除表层浮土等，在1994年才开始整体发掘。

在考古发掘方面，他坚持现场发掘、保护与研究相结合，并把多媒体现代化技术运用到考古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秦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从发掘到报告出版，袁仲一用了17年时间，他系统地研究古代车辆的制作，对铜车马3000多个零部件更是熟记于心，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组合关系和制作方法。1999年，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被评为全国田野考古发掘一等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授予的第一个田野考古发掘一等奖。

袁仲一与刘钰合著的《秦文字类编》利用出土的秦文，依据实物质地的不同分为四类，即金文、陶文、简牍、刻石，分门别类对每一时期出土的文字进行对比，寻找出文字发展的规律。《秦文字通假集释》是袁仲一与刘钰合著的另一著作，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对通假字的读音、字义作出注释，并利用先秦及汉代等时期的金石简牍和古文献资料，补充了有关通假字的例证，以求释读更准确、更合理。

传播考古经验

袁仲一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学术研究中尤为严谨。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对入馆新人的教育注重循序渐进，甚至是手把手地引导，希望他们成为秦俑馆的栋梁之材。他把学问之道总结为“宽题窄做”和“窄题宽做”两个方面。

“宽题窄做”，即要求研究者全面地掌握考古资料，广泛地掌握文献资料，两者结合，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对比，深入剖析问题的关键点，从而得出独到的有新意的见解。他结合《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通过实例讲解做学问的方法。很多问题看似简单，但从秦陵的地理环境、秦始皇陵封土、陪葬坑等多处细节入手，结合文献记载，考证秦陵及陪葬坑等相关问题，深入浅出地分析研究。

“窄题宽做”，要求研究者全面地梳理考古资料，了解考古出土器物的来龙去脉，了解在历史演变的框架下，器物产生、发展及衰退的历史脉络，分别与横向和纵向的其他器物进行对比，展开论述并得出新的结论。《秦文字类编》的写作就是依靠收集不同时期的同一个字在竹简、金文、陶文的演变情况，寻找客观规律，利用横纵对比的“十字”交叉法进行的研究。

袁仲一对于将民俗、考古、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三者不能盲目地一一对应，要注意时空的动态关系。”民俗文化是动态的，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都是静态的，文献的作者在书写作品时，会受认知与历史环境等的局限，不可能过多地关注历史发展上事物自身变化的情况，会有所偏差；而对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如果忽视其历史演变发展的脉络及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用纯静态的观点去“完全套用”是非常危险的。

如今，袁仲一虽已退休，但他仍不时地到考古工地介绍经验、指导发掘、交流讨论，他用这种方式持续着自己对考古的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