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地方自治的机制弊端旧病难愈。日本实施高度地方自治，多年来依靠该机制也展现出一定的特色，保持着一定的多样性发展。不过，世界已经不是昨日之世界，各国都面临更多的全球化挑战，协调、抱团某种意义上成为关键词。对于日本而言，地方城市之间的不配合，地方城市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不协调，也越来越掣肘日本顺利解决重大课题。十年前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周边城市在边境设卡拒收福岛污染垃圾的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冷漠之中令许多日本人反思自身政治机制。如今，在自顾不暇的疫情之中，作为首都圈周边城市，纷纷就为奥运会“开绿灯”说NO，在万般无奈之中，也依旧暴露着这种关系和机制的扭曲。正如有些学者所指，自治固然意味着自强，但也意味着自私。但在自私的背后，自然也与地方城市不堪疫情之重负有关。
最后，东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存在“盲区”和“死角”。东京奥运会从申办成功的兴奋，到疫情之下延期的无奈，再到如今的办与停的纠结，作为一块“试金石”，都反映着日本政府操办这场大活动的真正能力。地方城市拒绝为奥运“开小灶”，令人不得不质疑东奥会残缺不全的医疗应对体系。距离举办还有2个月多一点，但难以提速的疫苗接种进程，毫无改观的重症病患病床供应，相继打退堂鼓的奥运医疗志愿者，以及停顿在通知和文字上的保健救助机制，想想恐怕都头疼。无法构筑足够安全、安心的医疗体系，已经成为东奥会举办的致命伤。日本全国医师联盟甚至已向日本政府呼吁停办奥运，理由是一场缺乏防范能力的超级聚会恐将催生新型病毒，而新病毒将被贴上“东京奥运”的名签。
东奥运的去与留，已不再仅涉及仍然嘴硬的日本政府的国际形象，而成为了关乎本国民众和奥运选手健康甚至是生死的问题。一手好牌，为何打成如今这副样子，菅义伟政府需要的不仅是思考，更多的是行动。否则，奥运真会变成一场“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