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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过这样的介绍，在日本东京都23个行政区中，文京区是文化之区、出版社之区、大学之区。或许与我已经从事了将近40年的教学、文字、编辑工作有关，对于这样洋溢着“文”气、占据着“京”位的地方，自然发自内心的喜欢。

文京区，像东京都所有的老街区一样，建筑物的体量普遍较小。沿着神田川散布，身影从一个个图书展示窗前略过，很容易就会注意到那座有些鹤立鸡群的时尚建筑。河岸边的高楼，是日本印刷界两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综合印刷业务最强的公司——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在2000年之际，为了纪念建社一百周年而修建的。大厦地下一层，设有“日本印刷博物馆”，或许是希望以此走向“第二个一百年”。

人类短暂而脆弱的生命，在苍茫宇宙之中，微细、轻飘，有如浮尘。人们期翼，短暂的生命能够拥有更多的意义，于是，在岩石上，留下红褐色矿物颜料的痕迹，把一万多年前的生活场景转告后人。

后来，又有了结绳记事，有了仓颉造字。当然，这个仓颉，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千万人汇聚起来的。人们在描摹真实世界的万物万象之上，发明了文字这一特殊的符号，并逐步将之丰富、推广、深远，成为约定俗成的规范规则。文字，将语言记录，将文化传递。龟甲、竹木、纺织品、纸张、金属……不拘形式，不挑材质，将文字凝固，成为历史最重要最有力的佐证。

再以后，造纸和印刷术的出现，让“学富五车”“汗牛充栋”都成为历史。竹简退出舞台，洛阳的纸虽依然很贵，但文化和文明的传播都得到质的飞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唐的鉴真和尚带着佛法和印刷术来到了日本。日本“印刷博物馆”的故事，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讲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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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博物馆”的展品陈设围绕“感觉”、“发现”、“理解”、“创作”四个关键词铺陈，意在传播和传承印刷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由于印刷的存在，人类的文明得以抽枝蔓叶，开花结果。

770年，来自中国大唐的和尚鉴真不仅为日本人带来了佛法，也带来了印刷术。平安王朝的贵族们需要大量的佛经。于是，在东大寺和兴福寺出现了两个木板印刷的中心，这两个地方刊印的经籍也叫“春日版”。后来，到了镰仓时代，印刷的中心转移到镰仓和京都的禅寺，彼时刊印的经籍叫做“五山版”。

就在鉴真抵达的同一年，日本孝谦太上皇联手僧人道镜平定大政大臣藤原仲麻吕的叛乱，为表示对佛法的虔诚之心，也为了安抚叛乱者的怨灵，制作了一百万尊木塔，内嵌陀罗尼经，分别放置于东大寺、法隆寺、元兴寺、兴福寺、四天王寺等十大官寺之中。这批陀罗尼经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刷物，据专家推测，是用雕制的木板像按图章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印上去的，目前，这批陀罗尼经在印刷博物馆、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文藏重镇都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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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尼经

2000年4月，也就是印刷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的半年前，约3万件藏品由印刷史料馆迁往印刷博物馆。10月，印刷博物馆正式开幕，“骏河版铜活字”领衔开馆特展。

被列为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的“骏河版铜活字”，是日本历史上真正“自主设计制造”的铜活字，被收存在23个木箱内，有铜大字一箱816个，铜小字十七箱31300个。另外还包括木活字五箱5813个，铜挂线88个，铜轮廓18个，折版2个。这件意义非凡的藏品背后，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593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第二年，从当地带回了铜活字，并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后阳成天皇，后者欢天喜地的用这些铜活字刊印了经书。在当时，日本社会最喜欢刊印的，是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典籍。

1605年，德川家康将征夷大将军之位传给第三个儿子德川秀忠，在骏河开启隐居生活，过上了“太上皇”的日子。半辈子金戈铁马，终于可以赋闲山居，德川家康要做点“斯文事儿”了。德川家康命令他最推崇的儒学家林罗山和僧人以心崇传共同负责书籍的印刷工作。以心崇传在辅佐德川家康之前，就已经拥有京都临济宗大德的地位，至于一个修习禅宗的人何以会用“文字狱”的手段将丰臣秀赖置于死地，就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了，有机会我会另起撰文小议的。

林罗山和以心崇传不负所托，铸造了铜活字，并用这些铜活字刊印了《大藏一览》11卷、《群书治要》47卷。这批诞生于骏河的铜活字，被称为“骏河版铜活字”，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套铜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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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河版铜活字

自诞生后，一直收藏在德川家康老家纪州德川家南葵文库。后不幸遭遇火灾，仅保留下三分之一的铜活字，在1940年被凸版印刷购入收藏。其实，早在1599年，德川家康就命人制作了木活字，用来刊印中国大唐的《贞观政要》。这批被称为“伏见版木活字”的字模，现存于圆光寺。

看着这些久经岁月洗礼的字模，不仅心生感慨。坚固的牙齿早早掉落，柔软的嘴唇却得以保存。德川家康的“武”的魅力，已经难觅其踪，至今仍璀璨耀目的，是技艺精湛的日光东照宫，还有这火后涅槃的骏河铜活字。

日本这座博印刷博物馆中，还收藏有1771年刊印的《天工开物》。1637年，明崇祯帝在位的第十年，宋应星编写出世界上第一部农业和手工业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宋应星在历任多地地方官的过程中，做了一个有心人。他收集整理各地独领风骚的技艺汇整成书，辅以图画说明，生动、细致的还原了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日语说明有些刺目，这本涵盖机械、铸造、造纸、制盐、纺织等18种行业和技术的“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江户时代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且在整个社会掀起了一阵风潮。

印刷博物馆的日文说明，还不忘介绍，《天工开物》在问世后，始终没能得到中国民众和统治者的重视。直到1926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天工开物》的刊印版，将其带回中国，并反复刊印，而此时，距离成书，已经过去三百年。

我当然不会忘记，在日本学者关注《天工开物》的同时，他们也将杉田玄白所著《解体新书》反复刊印，并把由长崎出岛的荷兰人所带来的包括医学、数学、几何学、植物学等在内的新兴科学统称为“兰学”，传播并启蒙了一代又一代幕末志士，为明治维新的发生起到导火索的关键作用。

中国唐代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就是结合印章和拓片。博物馆以篆书的“印”字为代表，入门处即可见抽象变体的篆书印字logo。从中国传来的印字，保留在日本文化中，从中国传来的印鉴，至今作为身份和承诺的象征，活跃于日本人的社会生活。（我知道，那枚每每引起话题的“汉倭奴国王印”也陈列于此。）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华夏子孙的骄傲。尽管西方学界对于印刷术起源的看法与我们还存在分歧，两河流域所发现的、使用滚筒模具制作出的重复的图像，被看做是印刷术的起源。但日本的“印刷博物馆”里件件藏品，都是印刷术自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有力佐证。无论是昨天震惊西方的浮世绘版画，还是今天风靡全世界的漫画，都与中国传来的印刷术在日本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于印刷品的感情，是融于血脉中、浸透在呼吸里的。徜徉在那些弥漫着陈旧墨香的古老书店中，把自己中意的那一本带回家，迫不及待打开时，总忍不住低头嗅一嗅纸张上的油墨味儿。

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中国学者曾戏言买书如“娶妻”，先凭借眼缘圈定对象，至于“娶”回家之后是不是适合自己，就得看天意了。这位学者还把这种感觉写成一首汉俳。

无论电子化发展到哪一个地步，人们对于纸张和油墨散发出的特殊气味，依然痴迷。一字一笔，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是最动人心弦的乐声。而留住传统，传承技术，纪念历史，不代表“印刷博物馆”对新科技新变革持排斥态度。2004年，借助电子互动屏的形式，将启发日本明治维新的“神书”——《解体新书》再现于读者面前。

一面视觉效果做成天然石头凹凸质感的墙壁，将载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来自东西方共百件珍贵历史文物固定成一条高7米、长约40米的展示带上。印刷术在社会中的普及，让普通民众接受教育变成可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民族的兴盛，科技的突破，世界的发展，犹如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火种，打破了懵昧无知的黑雾。

不大的“印刷博物馆”，却可以引领人们触摸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脉搏，感受地球母亲的蓬勃心跳。以书为枕，以墨为伴，是几千年读书人永远不能醒的梦，这家博物馆，恰能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