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随笔

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九里面为战国的秦国两位末期丞相范睢和蔡泽写了一个合传。尽管有人为此指责司马迁，说蔡泽只做了几个月的丞相，其成就根本无法与范雎相比，不应该让两人平起平坐进入一个“合卷”。我想，这大概是以己之心度司马迁之怀，殊不知司马迁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很少按照常理出牌的，但也因此让《史记》落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

读司马迁笔下的范雎，或许可以感受到的是：能够经受得起委屈乃至于奇耻大辱的人，都是可以站立起来成就大事业的人。范雎“家贫无义自资”，没有任何背景，却敢于走上“游说诸侯”的道路。随同魏国使节须贾游说齐王的时候，因其杰出的口才获得齐王“金十斤及牛酒”的赏赐。他因此遭受须假的嫉妒，遭受出卖魏国情报的怀疑，受到一顿残酷的“笞击”。注意，这里的“笞”，不是明清时代一板一板的“打屁股”，而是对全身乱打，结果是被打得“胁折齿断”，被打得不得不“佯死”，也就是装死。最后，范雎被裹在席子中扔到恶臭熏天的厕所里，任一些喝得酩酊大醉的宾客们掏出家伙来在上面任意撒尿，受尽人间侮辱。

但是，范雎蒙受侮辱后，自强不息，一方面是千方百计有惊无险地逃离魏国，另一方面是隐名埋姓智勇双全地服务于秦国。他最著名的战略建议应该就是“远交近攻”，这不仅帮助了当时的秦国，还成为后世的外交策略和国际战略的内容之一，成为后来社会待人处世的“潜规则”之一。

范雎在讨论历代亡国亡政的原因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戈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上蔽下，以成其私，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如果认真析缕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更迭史，就更会感受范雎的“先见之明”。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蒙受屈辱后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常常也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司马迁说范雎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应该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这样难怪，蒙受屈辱后成就事业，凭借的往往是一股内在的“气”；成就事业后，往往又要撒出这股久憋心中的“气”，这个过程就会出现“睚眦必报”的现象。因此，当我们阅读一位成功人士的时候，特别是了解到他成功之前曾经蒙受过欺辱的时候，最好对他“敬而远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少有“高大上”的完美人物，他是在写史，更是在教我们怎样识人、怎样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