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风

任何物质的发酵过程，也是一个变质的过程。药家鑫案引起的民意“发酵”，已经酝酿出一种特殊的气息，其中包含了令人振奋的芬芳，也透出了令人压抑的酸楚。纵观药家鑫案到目前为止的全过程，即使在药家鑫被一审判处死刑后，这种“发酵”还在延续。

4月25日下午，该案原告民事诉讼代理人张显在自己博客上贴出《对药家鑫案判决的立场和意见》一文，表示放弃追要法庭判决的赔偿，并对民事部分不合理地方放弃上诉。（4月26日《南方网》）

根据张显26日上午在接受华商网（微博）记者电话采访时的说法，“他们要求进行包括死亡赔偿金、张妙父母的赡养费、张妙孩子的抚养费等合计共23.6万，以及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但“法庭对死亡赔偿金等没有做出裁决，法理上很难说通”。这就是说，对药家鑫案的诉讼中，是附带了具体的民事赔偿的，赔偿额约54万元。但一审判决只认定四万五千余元的赔偿。

按照诉讼惯例，这样的赔偿差额必然会导致受害方的上诉。但包括诉讼原告人王辉（张妙丈夫）、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平选（张妙父亲）、诉讼代理人张显、共同诉讼代理人许涛在内的一方，一致表示“对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弃上诉”，同时还放弃了对判决书中药家鑫应支付的四万五千余元的追讨。他们只是“想对药家鑫父母说：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他们的最终诉求是，“要求药家鑫用生命为他的行为来赎罪”。

从情绪上说，受害方的一系列行为确实很争气，但在这种“争气”中，不乏赌气。从情理上说，受害方没有必要认为失去了亲人得到的赔偿就是“带有血的钱”，血债可以血偿；更没有义务把法院所判的民事赔偿，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这种超乎常情的做法，可以视为高尚，但可能称其为“赌气”更合适。因为药家鑫的杀人动机，来自他认为农民难缠，这已经深深地伤及了一个社会阶层，而处于这个阶层的受害方，用超出社会一般阶层的“义举”，为农民阶层争了一口气。然而，这种“争气”的方式，其实是在赌气，因为这是用“对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弃上诉”来表达的，而且连法庭判给的赔偿部分也不要了。所以，在这个“义举”中，少了若干“情愿”，多了几个“宁愿”。这至少是让人纠结的，这些本来应该法律说了算的，而不是当事人“情愿”或者“宁愿”。这用契约精神来衡量，涉及交易的双方已经隐含了一种不平等的因素，流露出其中一方对某种利益志在必得的不惜成本。

这就有点“下注”的味道了，受害方的最终诉求是“要求药家鑫用生命为他的行为来赎罪”，表达这样的诉求是受害方的权利，而且根据案情和现行法律，这样的诉求是应该满足的。但是，受害方显然没有信心——即使在药家鑫被一审判决死刑后。所以，在一审和终审期间，受害方还在努力弥补任何可能的“酌情”漏洞，杜绝可能会使判决“峰回路转”的余地。这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当一个农民没有更多的“本钱”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就把自以为可以得到的物质利益作为“赌注”孤注一掷，暴露了他对胜算的疑虑和求胜的迫切心理。

如果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来衡量这样的“义举”，不说其荒唐也十分的多余。法律的天平不需要案件当事人来加码。问题在于，这已经不是受害方的“多虑”。从有关人士发起的对王辉（张妙丈夫）家的经济资助来看，人们情愿通过民间的捐助让王辉一家渡过难关。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对社会贫困群体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不希望看到受害人因经济困难而做出某种妥协，更不想让罪犯用金钱来换取苟延残喘的机会，这就有点让法律尴尬了。尽管我愿意相信当事法院的公正，但看着人们如此“下注”，对法律这个天平的失衡，人们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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