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雹喇嘛次旦的大儿子晋美没有考上藏医学院，希望继承家业的理想破灭了，这样家里就只能寄希望于小儿子贡嘎。

 央宗，次旦和贡嘎

贡嘎今年十四岁，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的聪明伶俐吸引。他看上去简直活脱脱一个小次旦，摄制组的人也都喜欢他。贡嘎在江孜闵行中学上初一。这所学校是用上海的援助资金修建的，崭新的教学大楼里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他每个周末才回家，每当碰上我们拍摄，都面带微笑，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工作。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都主动跑过来。与哥哥晋美的沉静和嘉措的躁动相比，贡嘎简直就像天使一样可爱。

江孜闵行中学

聪明的贡嘎很轻松就考上了江孜最好的中学，但是入学以后，我发现他不那么活泼了。当我问他新学校怎么样的时候，他用不是很熟练的汉语低声说：“很难，很难。”我想，这是因为他以前和父母生活在乡下，现在突然换了环境，马上适应肯定有一定的难度。其实我错了，闵行中学的环境很好，贡嘎适应起来并不难，何况他是一个待人非常友善的孩子。

和贡嘎交谈后，我才发现他所说的“很难”，是指他听不太懂老师讲课。在乡里上小学时他一直用藏语，汉语课每周只上几节。教学大纲中规定，小学生需要掌握两千五百个汉字，可实际上很少有学生能达到这个要求，就连拉萨市教学质量最好的几所小学里，学生们一般也只掌握不到一千个汉字，在卡麦乡这样的农村小学里，汉语教学的情况可想而知。我问贡嘎认识多少汉字，他想了一会儿，才说：“认识的字不够多，平时也不用。”

卡麦乡小学生在课堂上

我在卡麦乡的一年中，确实很少听到人们说汉语。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只有乡里的书记、卫生所的医生、小学的老师才说汉语。贡嘎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可是现在进了中学，老师全是用汉语讲课，也难怪他感到很难。尤其是数学课，他有时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讲到加、减、乘、除的时候，如果用符号写出来，学生们可以看懂，但是用汉语讲，很多学生就茫然一片，讲解更加复杂的数学题时，他们当然更听不明白。听说刚开学时，老师讲1加1，有一个学生就问“加”是什么意思。一个数学老师叹着气说：“我把练习册上的题原封不动搬到考卷上，得零分的还大有人在。”

并不是学生们不努力，他们和贡嘎一样，是我见过的学习最刻苦的孩子。每当我们晚上出去，都会看到他们在微弱的路灯下，大声背诵汉语课文、数学公式、人名和地名。学生们这样刻苦，成绩却上不去，是不是教学上的问题呢？在与老师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很敬业——虽然有的也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他们认为，如果采用藏语教学，学生们的成绩应该比现在要好得多。过去的二十年里，西藏组织了三次双语教学实验课程，在中学里抽出一些班级实行汉藏两种语言并用的教学方法，使用统一的课本。江孜第一中学也参加了这个教学实验。最后，双语教学班的平均成绩是80分，汉语教学班的平均成绩只有39分。就连双语教学班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都比汉语教学班的高。但是最终，双语教学没能在江孜普及。

学生们对授课内容一知半解，自然加重了学习负担，很多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便辍学了，而他们的父母也觉得孩子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更让家长担心的是，中学都在城里，孩子们住校，家长又不在身边，没有了学习兴趣，他们就会到社会上混，很容易沾染上一些坏习惯，比如酗酒、吸烟、打架、整天沉溺于网吧。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能把学生留在学校里仍然是个持久的挑战，江孜比平均水平稍好一点，但是整个西藏目前初中毕业生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一天我路过闵行中学，看见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们在校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义务教育的话题。他们看上去不像学生家长，因为一般在这里接学生的都是从乡下进城来的父母。我凑上去，与其中一位攀谈起来。他在江孜的一个乡里工作，是主管教育的乡领导。现在是一年一度的考核，为了应付这次检查，他必须把乡里十几个村子里的退学的中学生都召回到学校来，检查完了就没事了。

“能把他们都召回来吗？”我问。

“都召回来不太可能，”他说。“尽量吧。很多孩子都出去打工了。我只好恳求他们的家长，‘求求你们了，就回到学校一周。检查完了，你们让孩子去哪儿、干什么我都不管。’最后，我不得不用罚款的方式来吓唬他们。”

他告诉我召回的学生中有一个女孩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她的男朋友说，她那个样子怎么能回学校呢。我对他说，“没问题，坐在后面看不出来。你想陪着照顾她，那正好，你也去，这样还能帮忙凑个数。”

“要是达不到指标怎么办？”我问。

“去年我就没完成。本来我应该升职了，不但没升上去，连奖金也没拿到。所以我今年要守在校门，没人能跑，应付完检查，我今年的奖金就有眉目了。”他笑着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