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1989年2月
载于第260-262页,《我与胡老的交往》
孙源
胡愈之先生是我在上海未出校门前就已知道的著名进步文化人士。我读过他的文章，但第一次见到他却是在1941年春天香港国际新闻社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他十分爱护青年、关心年轻人的进步和成长，他对我也十分关切。记得第一次在国新社会上见面，出来一路同行，他就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给了我不少指导。以后每次见面莫不如此，给我十分有益的教诲。曾有一次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他对我说：你懂法文，应该扬长避短，多注意法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情况。后来我写国际问题文章时，大都是关于法国、意大利等欧陆国家的情况。这正是胡先生是启迪和教导的关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我因故无法立时逃离香港。但这期间，我从报上得知日军进攻新加坡的消息。大概过了个半月，香港汉奸报纸头版在“赫赫战功”的大标题下报道了新加坡沦陷。于是除了为自己的处境忧愁外，我又为胡先生和其他熟人的安全万分焦虑。1942年4月，我辗转逃到桂林，见到先我数月已到桂林的金仲华等，才知道胡先生等一批文化人士已避难于印尼。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在重庆，不久得知胡先生已重返新加坡，就去了一封信，他接到我的信非常高兴，复信说这是第一次收到国内朋友的信。接着来信要我经常把西南大后方进步报刊上的好文章剪下来给他寄去。当时在大后方的文化人大都还留在原地，因此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民主报刊很容易收集，我就按期剪寄一批文章给他。
1946年我“复员”到南京。其时，争取民主和平斗争的中心已移至京、沪。进步刊物纷纷出现于上海，而且海内外交通已十分便利，胡先生不再要我寄剪报了，不多久，他来信要我担任《南侨日报》驻京（南京）特派员，并寄来新加坡政府颁发的记者证。为了我的安全起见，胡先生信中还嘱咐我今后来往信中以表兄弟相称。1947年夏秋之间，美国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蒋政权，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外间传说魏氏回华盛顿后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援蒋反共的计划，但具体内容美蒋双方严加保密，以至民主党派及关心国事的人纷纷猜测、疑虑重重。8月份，恰巧有一位在交通总局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秘密文件，这份绝密文件就载有魏德迈报告中某些有关部署。我摘记下一些后，又去天津走了一趟，于9月份写成一篇报道寄给胡愈之先生。胡愈老收到后加上按语，又配以魏氏计划内所提到的蒋军短期及远期作战计划的简明示意图，于11月4日以整个版面刊登于《南侨日报》。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惊人的魏德迈援华计划的内幕新闻。香港《华商报》立即转载，于11月6、7日分两次刊出。《南侨日报》文章发表的当天，美联社驻新加坡记者就据此发出一则电讯，更妙的是国民党中央社驻新加坡记者当天也发电讯到南京中央总社。中央社把它刊登于通讯稿上转发各报，但几小时后又通知各报取消这则电讯，严禁发表。随后，我得知国民党当局对此严加保密的内幕被人泄露非常惊慌而大为震怒，下令特务彻底追查。辛而愈老斗争经验丰富，他在按语中说是该报驻北平特派员写的稿，而且给我起了“萧穆”这个陌生的笔名，以此迷惑了国民党当局而保护了我。
建国后，我一直在北京工作，虽然工作忙（愈老自然比我更忙），但我还是过一段时间就去看望他一次。他仍如过去一样对我关怀备至，不时给我宝贵的指教，时常询问我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当我在政治上遭到波折时他不吝给我帮助和鼓励。其中尤令我感动的，即“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专案小组去他处调查我的历史，他们对愈老纠缠不休，愈老很生气，义正词严地把他们顶了回去，说：“孙源，我了解。”
我全赖愈老一句话，少受了不少磨难。
我与愈之先生交往屈指算来有50多年了。50多年来他给了我不少教育帮助，是我恩重如山的老师，只是我一无成就，有负他的期望。愈老战斗了一生，其功绩有口皆碑，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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