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举报村支书被示众判刑事件背后藏着什么？

河南焦作8位农民在村内散发传单，指控村支书有经济问题。结果引来焦作市沁阳公检法机关的全力介入。最终8人被公捕示众，并被判刑，上诉后重审结果是量刑的加重。他们再次上诉，焦作法院再次发回重审，目前结果未明（人民网8月24日转引新京报消息）。

据悉，去年2月下旬，8位农民在村中散发传单，标题是《盆窑村老百姓反腐败斗争专集》，反映盆窑村从2002年到2004年对过往车辆收费，数额三五百万，而吴小宝公布的账目是68万，要求村支书退还“赃款”。事发后，村支书吴小宝组织人回收传单，并找到镇书记要组织给个说法，接着到山王庄镇派出所报案。沁阳市公安局当天决定，按刑事案件调查。随后，沁阳市的公检法全面介入了。2008年4月19日，涉案8人全部被刑拘。5月10日，沁阳市检察院决定对涉嫌“诬告”的8人，实施公捕。根据后来的公开报道，此次公捕公判大会的主题是，打击“两抢一盗”犯罪公捕公判暨集中退还赃物大会。不过，公开报道中未提及8人涉嫌的诽谤案。

看看，就是一个举报村支书问题的小事件，即使是诬告也属自诉案件，但焦作沁阳市的公检法就全面出动，致法律尊严于不顾，视法律条文如橡皮泥，任意把捏。由此看来，我国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仍任重道远，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依然任重道远。那么，沁阳市的公检法为什么对这起事件这样热衷呢？如果遭“诽谤”不是村支书而是村民他们还会这样热心吗？显然不会，因此我们便要怀疑这起公示判刑事件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了。

据目前的材料显示，农民指控的事实尚缺乏证据，其核心内容便是村里向过往车辆收费的具体数目问题。就我的理解，做为农民来讲，是很难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这种帐目都由村委会保管，农民怎么会清楚呢？而且，当初村里向过往车辆收费，或许合理但却并不合法，因为在我国除了路政及交管部门有收费权之外，其它部门是不能收过路费的。因此这样的收费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如果当初的收费有镇政府或相关机构进行监督或许会好些，而只让村里自己收费肯定不会透明的。而这笔糊涂帐又很难查实，你总不能重新找那些车辆司机核实吧？而对这笔帐清楚的或许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不开口，这笔糊涂帐便不可能查清。而村民呢？也不可能常天跟着收费者后边记“黑”帐，只能根据车流辆等估计，这样估计的数字与村里实际入帐的数据一有差距，便会心生怀疑，这种怀疑不是很正常的吗？谁叫你当初的收费不合法不清晰呢？

另外，村里对过往车辆收费这件事，一定要取得了相关部门的默认，如镇政府，不然他一个村庄也不敢这么做。而且由于是违法收费，一定会激起有些司机的不满，这样或许还需要公安部门来处理，公安部门对此也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当初对过往车辆的收费一定不会只是村里独享，一定有不少部门同享，只有这样的利益共同体才使村收费成为可能，否则村里是不可能这样明目张胆收费的。我想，正由于存在利益共同体的问题，所以镇政府的调查才不会清晰明了，依然是笔糊涂帐，所以公安机关才会这样及时热心地处理，公检法才会这样及时的联动。试问，如果是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的问题，公检法会这样及时吗？很难！

而对于此案件的情况，沁阳市法院副院长杨金保不想发表看法。该市政法委书记赵同金同样婉拒了采访。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此案件本身就是违法的，他们无话可说。8月20日，沁阳市市委书记陈敬如向政法系统了解案情后说，破坏选举、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应调查，司法机关有权力、有义务维护选举工作。他说，如果其他人都学习这些村民的行为，那么全市的选举工作就乱套了。而当记者问及选举是在10月，而事发是在3月时，陈敬如说要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好一个破坏选举！原来沁阳的公检法早就在为自己找退路了，但这个退路却毕竟太牵强。而做为沁阳市委书记的陈敬如来说，我们不知他们是否与此事件有利益纠葛，即使没有，这样将大帽子扣在农民头上，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多么清楚的官员。我们的许多官员在出事后，往往都急于维护下属，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仆地位，事实上只有百姓利益才是第一位的。而想当初这个村向过往车辆收费不就是你们这些上级机关同意默认的吗？那本糊涂帐就是你们共同写下的。村民对这个有意见，你们应该重视才是，怎么会这样置法律与不顾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呢？

总之，这起事件目前还没有一个结果，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也期望河南有关方面能对事件有一个令百姓满意的调查结果，能将那些事件背后的交易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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