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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医论，如三国孙吴时天竺僧人竺律炎和支越合译的《佛医经》专门介绍了古代印度医学理论“四大”(地水火风)说，在我国隋唐医书中屡有载录。此外还谈到人与自然相应，饮食、七情、外伤等致病因素。西晋月支僧人竺法护译的《胞胎经》，详细论述了胎儿的发育周期。宋僧施护译的《医喻经》介绍了良医知病识药的四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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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说是古代印度医学有关生理病理的一种理论。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人身四百四病经》，介绍印度医学“四大”说，可惜已佚。孙吴时(222-280)译人的《佛医经》说：“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后来萧梁陶弘景(456-536)在增补《肘后方》时首先采用此说，作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并改《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其间经历了200多年，我国医书引用“四大说”才逐渐增多。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载有：“水地火风，和合成人。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王焘《外台秘要》也有一大段文字：“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还有与中医固有理论一起出现的情况，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载：“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恶风五有：黄、青、赤、白、黑)”，试图把“四大”与“五行”两说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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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下的中医理论，其框架的完整性，给另一种体系的“四大”说最终不能纳入中医的理论体系并根本影响中医埋下了契机。后世也偶尔有人引用“四大”说，如宋人整理的《金匮玉函经》、明万历年间医生卢复著《医种子》，推《神农本草经》、《难经》为医经种子，《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医论、医方种子，《扁鹊仓公传》为医案种子。他说：“阿赖耶识之有种子功能也……而种子义者，乃阿赖耶识。”佛教认为阿赖耶识是世界一切的精神本原，它含藏着一切现象的“种子”(即潜能)。卢氏用来比喻他所推举的医种子具有开出医学之花、结出医学之果的作用。又撰《芷园臆草》，包括覆余、日记、题药、勘方、存案五部分。他兼通大乘佛教，与僧人结交甚契，在他的著作里充斥着佛教的内容，如唯识论、四大说等。子如其父，其子卢之颐也精医通佛，继承父亲未尽之业，历18年编成《本草乘雅半偈》，认为神农本草经365种，恰应周天之数，无容去取。又以佛教四数为乘，每药之下列四日，曰参、衍、断、核，另外著有《摩索金匮》、《伤寒金匮疏钞》、《学古诊则》、《阂疟论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佛教影响。明末殷仲春编撰的《医藏目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单行医学书目。自言：“医藏录者，诸如来法藏，权立其名，以济度众生也。”把自己目验的医书分为20函。由于作者根据释氏的名义来分类，所以有如“无上函”(医经类)杂入《易经》、《洪范》等；“正法函”(伤寒类)又附人《东垣十书》等。明末清初医家喻昌在医学上颇多建树。他曾经历“自儒而之禅，自禅而之医”，即中年曾因仕途不遂而“披发为僧”。史评说：“昌通禅理，其医往往出于妙悟。”不过还必须看到，他用禅理来解释医理，不免失之穿凿。如《医门法律》“阴病论”说“佛说四百四病，……皆为阴病矣”；地水火风，“人所以假合成身”；“率禀四者，金性坚刚，不受和合，故四大惟金不与”，还夹杂了许多佛语。清代歙县程国彭著《医学心悟》，自序说：“心如明镜”，于心悟得医学之理，故而有此书名。《医学心悟》卷1《医有彻始彻悟之理》中有“静坐内观”法，无疑是佛家的一套。程氏晚年曾在天都峰普陀寺出家。清代医家周学霆著的《三指禅》，是一本脉学书。周氏说：“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全身脉症，于瞬息间尽归三指之下”，可见书名也含佛意。书内“心包络辨”、“七诊辨”、“膻中解”等篇屡见佛家之言，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生病老死苦，不能脱其轮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