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在诗中将斯大林称作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巴子”而获罪，虽然经布哈林等营救而免于被处决，但活罪却是难免。“巴子”既然能住在这座沙皇时代的豪华宫殿，自然也掌握了生杀大权。估计哪个时候也许他的心情还算好，还把曼德尔施塔姆当成是“大师”看待；要么就是杀的人太多，而对方又是个文人，也翻不了什么波澜，所以大手一挥：“妈的，流放去吧！”

    诗人由于被折磨的几近疯癫，获罪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在“巴子”眼里他们本来都是有罪的人，即使改造了还是阶级异己分子，还得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接受教育。何况曼德尔施塔姆生来脑后就有反骨，而“巴子”是最烦这种“恶狗”乱咬人的所谓的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最后也是因为这句实话而导致彻底的崩溃。和古米廖夫一样，等待他的就是一颗子弹，这是诗人最好的归宿。在“巴子”统治的年代，双目炯炯有神或者露出忧伤就是有罪，何况还敢将领袖天大的秘密泻露给大家，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文人大多傻且多嘴，自以为凭一首鸟诗就可以起到警世的作用，就可以不朽。但到头来还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图一时嘴快的文人千万要吸取教训，在“巴子”统治的年代，少用你所谓贵族式的傲慢去挑战权威的愤怒。而“巴子”的性情常常是喜怒无常的，心情好的话，你还可以活命；如果心情恶劣的话，杀你不过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的容易，这全在于“巴子”一时的兴趣。

    诗人在“巴子”的时代不过就是一只令人讨厌的“臭虫”，躲在别人的背后靠放冷箭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而布罗茨基干脆就被当局视为“对社会毫无用处的寄生虫”流放了事。既然你喜欢说，那好吧！到西伯利亚去说吧！“巴子”不会去费心管那么多的闲事，克里姆林宫不需要那么多的“臭虫”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如何。“臭虫”要么老实地趴在红地毯上舔“巴子”留下的豪迈的脚印或者仰视“巴子”爽朗的笑声，并把它记入历史，这是他应该去从事的工作。而胆敢想在“巴子”身上吸血的话，那么流放算是客气的。

    布尔加科夫还算是识时务的，为了生存他给“巴子”写过一封信，信中说：要么给他一个助理导演的位置，要么随便处置了事。反正死活都是一件极其随便的事，你看着办吧！在“巴子”时代较真是滑稽的，而较真是文化人的一种通病，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这种求情“巴子”自然会感到满意，因为自己的权威得到了莫大的尊重。

    “文人吗！哈哈哈！！！”

    “巴子”大手一挥，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

    曼德尔施塔姆就不像布尔加科夫那样胡乱地生活了，他被“巴子”的那种带着泥土气的笑声激怒了，被那群比“巴子”更狠的同行激怒了：

    “我，一个日渐衰老的人，用一颗残缺的心替主人的狗挠痒——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嫌不够……俄罗斯作家用温柔的狗眼看着我，恳求我：去死吧！他们怎么会产生这种奴才的狠毒，这种对我的名字的刻意的蔑视？……”（曼德尔施塔姆《第四散文》）

    “巴子”虽然不读书，但知道狗的厉害，这是他从小就已经掌握的经验。所以，他只要训练几条家犬就可以对付“臭虫”们险恶的攻击。

    阿赫玛托娃在哀歌《安魂曲》中曾经写过：

    我那被失去自由的姐妹今在何处？

    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雨中他们能梦见什么？

    在月圆之夜他们又能影影绰绰幻觉什么？

    阿赫玛托娃毕竟还是诗人，她在极度悲哀的时候还是保持着诗人那颗易感的心，其实，那些被流放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梦见他的家乡，梦见他们受苦的亲人和膝下的孩子。他们梦见了“巴子”在克里姆林宫踱着方步，梦见了一群狗在吠叫着撕碎同行，梦见了“巴子”有力的大手在温柔地抚摸着狗头，地上是一根根死人骨头。

    曼德尔施塔姆最后在1938年的年底在远东集中营被处决，“巴子”已经没有什么好心情了，他早已杀红了眼，连爽朗的笑声也开始变得狰狞恐怖。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佳恐怖地说：

    “只有知道他死了，我才能安心”。

    没有比这种安心更扭曲的了，“巴子”使所有人的精神濒临崩溃，死亡就是莫大的幸福。阿赫玛托娃在30年代写的《安魂曲》记录了那段恐怖的岁月。

    …… ……

    死亡之星高悬我们头顶，

    在鲜血淋漓的皮靴下，

    在玛鲁斯黑乎乎的车轮下，

    无辜的俄罗斯在痉挛地挣扎。

    巴子——上海方言，意即乡巴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