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开始那会儿，父亲因为才从部队上转业下来，在地方上算是个新人，因而未受到太大冲击，只是被夺权而已，那时叫“靠边”。当时我们姐弟年龄尚小，父亲靠边但需要在外参加劳动，有时候在星期天有太阳晒时，一家人便会坐在一起听父亲为我们念书，我最喜欢的是50年代出版的《语文学习》，听到有趣的段落还会要求父亲多念一遍。

尽管父亲时常会帮着做些家务，包括买菜洗衣做饭等，但母亲那时没有上班，因此我们的生活主要还是由母亲照料。过去大家也是住的新村小区内的公租房，每户人家都会轮到挨家挨户上门抄水、电表，并进行统计收费，因此并不像如今小区里的邻居们基本上不太照面。大概是因为母亲有一定文化又当过兵，因此邻里间许多大小事情都爱找她絮叨一下拿个主意，范围也早已不限于本单元楼内，尤其是周围那些在家带娃的婆婆妈妈们。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大一点的孩子会出去扒火车搞串联，半大的女孩子们便会聚集在母亲身边，孩子家长也会比较放心，有时候母亲也会带着大家一起上电影院去看电影。但到了六十年代的后期，母亲为响应妇女走出家门的政府号召，携带着自家用的缝纫机成为了街道缝纫组的第一批成员，后来缝纫组逐渐发展成了上海四平服装厂，母亲也一直在厂里工作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退休。

最初的街道缝纫组只是一个小作坊，算是国民经济里的一项补充，做些简单的加工活而并没有多少收入，并且有一部分缝纫机也还是个人拿出来先垫上去的。母亲要出去工作就需要把我送托儿所，姐姐刚进小学也需要找人看护，而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却是要高于在缝纫组工作的收入，这在如今是难以想象的。

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的觉悟，尤其是这些曾经以部队为家、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兵们，大都有着心系国家、看淡生死、处事乐观、默默奉献、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生活态度，更有强烈的荣誉感与责任感等优良品质。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我们都是新社会的受益者，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做点事情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再想一想没能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些人，牺牲一点个人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如今回想起来，父、母亲的这些秉性与生活态度，其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让我们受益匪浅，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