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第八章

    就在我忘掉一切拼命地追逐权力的同时，权力的大门也向我微微启开了。那年冬天在全公社展开的青年教育运动中，我被破格接纳为团员，并成为全公社年龄最小的一个村支部委员。

    这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务，农村的团支部绝大部分时间形同虚设，只有在春节闹秧歌时才偶然发挥一点点作用，过了这几天就被人遗忘了。我的前任是一个女的，她竟然在出嫁外乡三年之后仍然带着我们村团支部委员的头衔。

    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是一个村干部了，可以参加一般社员所不能参加的会议，知道一般社员所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事情了。更令人欣慰的是，打从梁社长对我表示赞赏之后，二叔和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尽管我仍旧看不惯他那霸道的样子，仍旧以取而代之为最终目的来应付他，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开始有了共同语言。

那年春节闹秧歌活动中，我俩一下子变成了朋友。

    陕北人对闹秧歌极为重视，素有“土疙瘩林里出富汉，秧歌场上出风流”的说法。几乎每年的大年初一饺子一吃，劳作了一年的庄稼汉们就集中在场院里说天道地，海阔天空。这时候总有一些好事者首先耐不住寂寞，想法子动员人们闹秧歌。

动员的方式特别原始，简直可以说是在空手套白狼。他们每走到一家人的院子里就谎称“村里其他人都同意了，只缺你们这一家人点头了。你们总不至于扫了大家的兴吧？”

    于是第一个受骗的者的签名（一般是在名字上画十字）便很自然地成了他继续“行骗”的资本。然后一家一家挨着“征求意见”，不消半天工夫便把自己的意思是转化成一村人的意见。于是锣鼓响起来了，青年男女扭起来了，花布伞儿撑起来了。那人不管会唱不会唱，先站在村中央最亮眼的地方唱这样一首例行秧歌：

    马没铃铛不会走，

    人不风流不如狗；

    有谁不到场中来，

    肠子拧绳肚子吼！

    这首近乎于胁迫口气唱出来的秧歌词就是农村正月里红火的开篇，全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全都从自家的坡畔上奔下来了。男的跳，女的闹，碎脑娃娃拍手笑。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老头老太太们更表现得出奇，他们一边张开缺了牙齿的软嘴笑着，一边轮起拐杖哧哧吓着要打那人呢：

    “碎驴日的，你刚才唱着秧歌骂谁呢？”

    骂谁呢？谁也没骂。因为大家都来了。于是在一阵嬉闹之后，众人便按部就班地认真准备开了：人人动手，个个争先。

    闹秧歌的讲究很多，说法很多，都是世代相传，不能变的规矩。比如说扭秧歌的姿势，总体上强调个“好看”二字，但具体怎么个“好看”法，名堂就多起来了。有人强调造形，按着老辈子人传下来的图案，要人们扭“龙摆尾”、“鳖旋窝”、“瞎子打老婆”、“枣树乱开花”。有的则强调情致，要求“男如狂风，女如弱柳”、“分开来似满天星，合起来像鸳鸯游”。

    各派意见相左不让。年轻的还倒好办，特别是那些老年人，为了一种扭法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有那沉不住气的老者激愤之余，竟会扔了平时一步也离不开的拐杖，亲自下场作示范。这样做的结果总令人发笑，这些老人不是扭了脚，便是闪了腰，最严重的一次还把一个八十岁的老汉窝进场院边的下水道里，疼得老汉“妈妈老子”直嚎，看得众人想笑不敢笑，要恼恼不成，只好一边从水道里往出抬人，一边嘴崩得像月牙牙一般。

    正月里天气总是个好，下雪也好，刮风也好，庄稼人觉得怎么也好。为啥呢，肚子有了一点油水，心平景自好！

      高家河的秧歌队本来是很驰名的，五十年代全县召开过三次赛畜会，其中就有两次动用了我们的秧歌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队长的道情好，二叔的水船好，惠老脑的伞头好。

    据说惠老脑当伞头，伞头一转就能引逗得不会扭秧歌的也能扭起来。他有一种无可匹配的对唱天才，但只要锣鼓家伙一响，那四六句子就会“哗哗”地从他嘴里流出来，编出来的秧歌词又合辙又生动。

    现在惠老脑死了，伞头就立刻成了大问题。开先二叔和老队长还都不服气，总以为惠老脑能干成的事，他们也能干成，两个人争着当伞头。

    谁知临场一试验，蛮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村里预演那天，他们两人把秧歌队分为两拨，模拟了个彩门试了一下，结果瞎好唱不出个囫囵秧歌来。老队长总是临场忘词，而二叔则锣鼓家伙一响就浑身大汗淋漓，两腿颤得站也站不住了。

    全村人都为此着急，因为秧歌队一扎起来后，外村兄弟队的“请贴”就像雪片一样朝我们飞来。

    为此，村里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不说别的，只讨论这伞头问题。

    那是我回村以来参加过的最热烈的会议。在全村的荣誉面前，众人都拧成了一股绳，即便那些平时见面不说话的仇敌们，也都一捐前嫌认真地合计开这件事。

    人们的意见迅速分为两派，以老队长为首的一批人认为不要“用蛇皮蒙大鼓——硬撑”，趁早准备几十条宝成烟送给人家算了。他们还乐观地说：“算起来，总是咱们吃人家的多，人家吃咱们的少！”

    二叔却坚决反对这个意见，认为邻村的伞头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高家河只缺一个胆大的人，并气狠狠地骂道：“咱村里的这伙人啊，平时说起来雄兵百万，一遇到关键地方就屁不淡了。”

    他这话立刻激怒了许多人。话音刚落好些人便气得在炕头上站起来，厉声问道：“贵堂啊，话可不能这样说，你行你怎就不唱呢？难道你也是说起来雄兵百万——”

    二叔一下子蔫了，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对对对，我错了。首先是我也屁不淡。我呀，我这脑子怎一进秧歌场子就实塞了呢。”这场面使大家看了非常难受。尤其我更是心急如焚。要知道这是我当村干部以来参与的第一件大事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承揽了这个差事啊，若是这样，我给他磕头也行。

    我正这么想着，果然有人说话了：

    “嗨，咱们高家河的人啊，该愁的不去愁，愁人家阎王爷不长■。不就是个伞头么？这事我干——”

    说话的人是“晃财主”，他大咧咧地从后窑掌里站了起来，雄纠纠地望着众人，一脸有把握的神情。

    “你”？满窑人几乎是同时从牙逢挤出这个字来。

    “我怎啦？我不行？”还没等众人回话，“晃财主”一把丢剥了身上的山羊皮袄，从地上捡起一个扫把扬了两扬便唱开了：

    反穿皮袄毛在外，

    白日里铺来黑夜里盖；

    起了些虱子墙头上晒，

    一晚上把亲戚差咬坏。

    “好！”众人一哇声欢呼起来了。二叔甚至激动地冲上前去搂了一下“晃同主”的肩膀，急切地道：“再来一个！”

    老队长也站起来了，他扑闪着双眼刚准备说点什么，“晃财主”又唱开了：

    一圪堵葱来一圪堵蒜，

    一圪堵婆娘一圪堵汉；

    一圪堵秧歌把九曲转，

    一圪堵娃娃撵着看。

    “好，好，就是他了，”满屋子人一哇声欢呼起来了。二叔一下子从口袋里摸出村里那枚公章来，对着我说：“良儿，写一个条子，这次秧歌闹成了奖励‘晃财主’十担羊粪，一开春就兑现！”

    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了，正四处寻找纸和钢笔准备写那条子时，猛不防被老队长一把扯住了。只见他气冲冲地朝“晃财主”面前挤了过去，急切地问道：

    “娃娃，你真的行么？”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你不是听了两个了么？”“晃财主”答道。

    “还会甚？”

    “还会个，山格峁峁上一株槐。”

    “再会个甚？”

    “再会个‘红兜肚上扎个蓝腰带。”

    “再有个甚？”

    “再有个——，再有个红洋芋——大红洋芋啥来？让我想一想。”

    “晃财主”用两手向上搔着自己的头发茬，像只发急了的猴子。

     老队长这才叹了口气，说：“别想了，我知道呢。“大红洋芋土里头埋——”

    “对！”

    “大红芋土里头埋，一老镢给你刨出来，是不是？”

    “晃财主”一下子乐了，扬起那扫把又想唱，老队长把那扫把扔在地上，气呼地道：“你这个娃娃越大越没成色了，这是你开玩笑的事么？这可是全村人的菜誉问题。你不怕丢人，全村人也不怕丢人吗？你好好说，就这些秧歌是从那里的来的？”

     老队长越说越激动，直逼得“晃财主”满头大汗，乖乖地缩到人群里去了。老队长才苦笑着给大家解释说：“你们也真是的，咋敢相信他呢。那些秧歌词都是我教给他的，都是在秧歌场上听别人唱的，那能行么？”

    众人这才明白了，一下子都蔫了。二叔仍不服气，上前拦住老队长说：“哎，别人唱过的也行啊，只要敢开口——”

    “贵堂啊！你是个灵人么，怎就说出这种外行话呢？对秧歌不是演节目，那是在一问一答呀。”

    “噢——我记起来了。”二叔喃喃地说道：“就怕咱记的人家不问，人家问的咱没记下么。”

    会议开到这儿算是彻底僵住了，满满一屋子谁也不作声了，只是个拼命地抽旱烟，浓烈的旱烟气滚滚地从天窗上往外冒，远处看上去人们还以为这孔窑里失火了呢。

    最后还是老队长想出了个办法，他建议让毕女人试试。秧歌词他会的多，新的，旧的，迎的，送的，都会，如果让个识字的人抄下来，让毕女人背熟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子呢。

    众人都同意这么办，有人还说：“这样最好，咱高家河出了女伞头还新鲜呢？”大家这才停止了抽烟，一个个从那烟屋里钻了出来，跟着二叔朝贺会计家走去。

    半道上，我追上二叔低低地问他：

    “毕女人行么？”

    “要不怎办？”

    我也就再没说什么，一路小跑着跟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