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仲冬

 

三六、忠廉

高尚的人认为最大的事就是不可以受人侮辱，它超过富贵，是任何利诱都改变不了的。即使给他们以诸侯的名份，掌握万乘的重权，也不足以动摇他们的意志。像这样的人，不会通过忍受侮辱来换取安逸的生活。一旦让他们得势，一定不会自私自利，当官不会贪污，统率军队不会打败仗。忠臣就是这样。假使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就决不会躲避杀身之祸，而一定会舍身殉国。国家要是有这样的人士，臣子，就可算得上是有人才了。像这样的人固然难得，但是最让人担心的是即使有了这样的人才，却辨别不出来。

卫灵公有个大臣叫弘演，出使在国外。翟人进攻卫国，卫国的百姓说：“国君施予官位和奉禄的对象是鹤；施予富贵的对象是宫里的人。国君就让宫里的人带着鹤去出战吧，我们哪里能迎战呢？”于是百姓溃散走了。翟人来到，在荣泽追上了卫懿公，杀了他，吃光了他的肉，惟独扔掉了他的肝没吃。

弘演回来后，向卫懿公的肝报告了出使情况，完了，呼天抢地地大哭，直哭到悲痛宣泄尽了才停止，然后说：“我请求做你肝脏的外壳。”于是自杀，先取出自己腹中的内脏，再把卫懿公的肝脏放了进去。

齐恒公听说这事以后说：“卫国的覆灭，是因为国君无道。可是在那里却出了如此忠直的大臣，这个国家不能不保留。”于是在楚丘又重新建立了卫国。弘演可以说得上是忠臣了，他不仅杀身为国君殉难，还让卫国君主的宗庙能得以重建，祭祀不断，真可说得上是有功啊。

 

弘演这样的人，是最高统治者最为欢迎的，所以说后来的统治者对于“忠”的说教越来越重，可说是高于一切，直到“文革”时还再现过“三忠于，四无限”那样的场面。这种立场和前面宣扬的观点完全是两码子事。弘演这个人的忠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一个以鹤为尊，以宫人为上，视百姓国家为无物的昏庸国君，按照物以类聚的理论，弘演大概也和卫懿公差不多。齐恒公褒奖他，也是为了自己啊！所以他要带这个头。

如果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看，连翟人都扔掉的肝的人，早就该死了，说不定他们心里巴不得翟人早点来杀了他们的这个国君呢！

这个例子说明，古人以事说理有时产生的歧议后果实在是太大了，同样的例子会因立场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也说明，古代的学说并不主张排除对立，以至中国的历史文明包罗万象，水火并存，以便各取所需，这就是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吧。

 

三七、当务

辨说却不符合公论，诚信却不符合道理，勇猛却不符合道义，效法旧制却不切合时务，这就如同迷糊的人骑上快马，疯癫的人操上宝剑，只会起相反的作用。扰乱天下的，一定出于这四种情况。

我们推崇辨说，因为它总是从已有的公论出发；我们推崇诚信，因为它遵从道义；我们推崇勇猛，因为它维护正义；我们推崇效法旧制，因为它切合当前的时务。

跖的徒弟问跖：“盗窃也讲道义吗？”

跖回答说：“怎么会不讲道义呢？想窃取屋子里的财富，能猜中藏宝的地方为圣；率先闯入为勇；最后退却为义；能掌握行窃的时机为智；分赃平均为仁。不占有这五项而能成为天下大盗的人还没有过。”

“要是说起六王五霸的不是，尧有对儿子不慈的名声；舜有对父母不孝的行为；禹有滥酒的嫌疑；商汤有流放桀的事实；周武有杀害纣王的史实，五霸有并吞周室使天下战乱不止的阴谋。然而世上的人都赞扬他们，都忌讳说他们的坏话，这是糊涂。”

为此，跖死的时候还要拿着他的金槌下葬，并留下遗言说：“我到了黄泉见到六王五霸，将敲碎他们的脑袋。”

像跖这样的辨识还不如没有辨识。

楚国有个人叫直躬，因为他的父亲偷了一只羊，他就把父亲盗窃的事告发了。于是官府按律判他的父亲处以砍头的刑罚，而直躬则请求代替父亲去死。

到要处决他的父亲的时候，直躬对行刑官说：“我的父亲偷了羊，我不告发他，不就是我对国法不诚信吗？我的父亲要被处决，我不代他去死，不就是我不孝顺吗？诚信而且孝顺的人要被砍头，国家还有不被杀的人吗？”

楚王听了，就没有处死他。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评价说：“奇怪？像直躬这样的诚信，是利用了父亲的一件事去两次取得自己的好名声。”

所以，像直躬这样的诚信还不如没有诚信。

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个住在东城，一个住在西城，有一天在路上突然相遇，见了面后互相邀请说：“一起喝酒好吗？”

两人就近找了一间酒店喝酒，喝了好久，一个人说：“找点肉下酒好吗？”

另一个说：“你是肉，我也是肉。为什么还要到别处去找呢？只要准备好拌料就行了。”

于是两人抽出刀来，互相割取对方身上肉拌着醮料吃，一直到吃死为止。

像这样的勇敢还不如没有勇敢。

纣王同母的兄弟有三个，老大叫微子启，老二叫中衍，老幺叫受德。受德就是后来的纣王，年龄最小。纣王的母亲生下微子启和中衍时还是妃子，生下纣的时候已经升为王后了。

纣的父母都想立微子启为太子，然而太史根据法典力争说：“有王后的儿子在，就不可以立妃的儿子。”纣王因此被立为太子。

像这样的法典还不如没有法典。

 

题解：“当务”是指辨说、诚信、勇猛、效法这四种情况要符合正义（符合当前要处理好的是非要务）。

本文的特点是反证，用四个事例从反面说明所谓的“辨说、诚信、勇猛和效法”如果不合符常识就不可取的道理。所以说，同样的说法，因为主观立场不同，就会有大相径庭的理解。如果是站在盗跖、直躬、自食其肉的勇士和着殷太史的立场看来，他们对辨说、诚信、勇猛、效法的表现，何尝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按照现代的说法就叫做换位思考，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可理喻的事情，当换一种立场去观察和考察，很多时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八、长见

人的智力所以有差别，是因为有人善于远虑，有人则目光短浅。现代对于古代来说，和古代对于现代来说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细察当代就可以推知古代，推知了古代就可以预知后代。古代、现代，过去、未来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圣人上知千年，下知千年。

晋平公铸造了一口大乐钟，命令乐工前去检查，他们都认为乐钟的发声很合调。

师旷说：“乐钟不合调，请重新铸造它。”

平公说：“乐工们都说很合调啊！”

师旷说：“后代有精通乐调的人，将会知道这口钟不合调，我私下为您感到羞耻。”

到了师涓这一代，果然听出乐钟发声不合调。这说明师旷想调好乐钟的声调，他认为后代有精通音乐的人。

 

题解：“长见”可以译为远见，“长”是指时间的量度。本文说的是做事要有远见的道理。要做到有远见，就得了解过去，由过去推知未来。并以晋平公铸造的乐钟为论据，说明什么叫做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