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前一篇题为《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的演讲中，学者陈平原倡言，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这看似一句多少有些夸张的广告词，在陈平原看来却是有切实的理由。他说，回头来看中小学教育，很多知识会更新换代，对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语文。“当然，中小学教育的每一门课都重要，但是本国语言文字、文学的修习可能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陈平原所说的语文并不全然是文学。在他看来，中小学语文课本里面不仅有具体的语言知识、文学修养、有人生观，还有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文学趣味，甚至还混合了政治立场。对这些东西如何把握分寸，必须很好地斟酌，他建议更多地培养孩子的审美。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是为人的人生打底子，当今很多人缺乏独立阅读、深入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与兴趣，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

也因为此，陈平原不断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吁要减少对知识的崇拜，而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像力。这正是他以人文学者的情怀长期关注“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学教育的理由所在。近期由东方出版社的《六说文学教育》，将他在不同时间、场合发表的六篇关于文学教育，尤其是基础文学教育的演讲与文章集结，可谓集中体现了他对当下文学教育的深入思考。

                        带着人间情怀介入话题讨论

陈平原之所以如此关注教育，源于他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承继的新文化人“启蒙”立场的一种“遗风”。因为，所有思想探索及学问传播，最终都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作为大学教授，若不满足于闭门著述、独善其身，想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社会改革进程，其路径大致有三：第一，积极上书中央，扮演智库的角色；第二，纵横捭阖在各种媒体上，谈论时事，表达立场；第三，关注教育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第三种最为迂阔，不显山不露水，需要长时段才能见成效。”

而他在新书中尤为关注基础教育，是因为虽然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学，是大学存在的问题，但他注意到，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大学的问题有很多，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中小学里面已经隐藏了。也因为此，促使他把研究视野向前延伸，进入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这也使得他必须调整姿态，还有论述的尺度。”

究其因，中学的语文教学和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有区别的。既如此，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介入中学语文有何合理性？陈平原说，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的事。而在之前，尤其是民国年间，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很正常，如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美学家朱光潜等。至于特定年代，比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那就更容易理解了。“这很奇怪，可绝少被追问。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较为专精，如此而已，无所谓高低雅俗。”

不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因为特殊的因缘，不少大学教授参与中学语文教育的讨论，甚至主持编写教科书。这其中，和陈平原一样任教于北大的钱理群与温儒敏十分活跃，且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在陈平原看来，他俩介入的姿态不太一样，钱理群取独立的民间立场，温儒敏则得到更多政府的支持。而他作为一个学者，套用写于二十多年前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的书名，更多是带着人间情怀介入话题讨论的。

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当前教育体制下，教师和学生都要面对很大的高考的压力，他们面临的抉择就是如何迅速提升成绩。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学教育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陈平原直言，如果说迅速提升成绩的话，语文课是做不到的。在他看来，语文课就像是慢火煲汤，必须是慢慢慢慢来，逐渐逐渐读。读了必有收益，但读了不可能马上体现出来。“相对来说，好的中学，尤其是好的负责任的老师，他们会关注语文课程对学生们一辈子的关怀。”

事实上，在与一些优秀的，有关怀的中学老师的深入接触中，陈平原也注意到，如果不是单纯围绕提高高考成绩，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学理念、教育理念以及语文方式来培养学生，高考也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急就章能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应该改的是高考，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那个语文课程，不应该是高考指挥整个教育，而是说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调整我们的考试制度。”

                教育更应该像农业，绝对不能像工业

很显然，调整考试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样培养一个人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陈平原注意到，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在课堂教学之外，家长们有时间，也有能力给予学生们更多各种学习的时间，参加越来越多的培训班。他给出的提醒是，切忌太功利。

在陈平原看来，人的一生很漫长，某个时段学什么样的东西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过程。循序渐进，指教育方必须配合孩子的心智成长过程。因材施教，指必须尊重学生们本身的材质和他的趣味。往往我们会想当然的认为这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不见得非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学习。把应该由青年人学习接受的知识放在少年阶段，显然是不合适的。

换个角度看，过度开发孩子的智力，往往会造成逆反的结果。陈平原认为，冬行春令不对，少年老成也不恰当。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其特定的阅读需求，人为地打乱这一切，把所有的好东西、不好的东西，或者鱼龙混杂的东西塞给孩子，并不是一个好的教学办法。“我的体会是，今天的阅读以及对学生们的要求，明显比我们那一代人大大提升了。今天孩子们的写作，与我们当年相比也要成熟很多。一方面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阅读量比我们多，另一方面世界也在变化中，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生活体会与他们已经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时代的变化，理解青年人的思考和趣味，然后来决定教学，这是必要的。”

而所谓的不功利，在陈平原看来，还包含了另一层深意。在新书中，陈平原谈到，教育更应该像农业，绝对不能像工业。而文学教育更像是种庄稼，因为文学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但在眼下，我们的文学教育，却有着太强烈的教诲的愿望。“打个比方说，我就没法同意今天重提二十四孝，重提‘百善孝为先’，重提各种各样的过去时代的一些伦理道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倒退。” 而把文学教育作为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以陈平原的理解，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也无疑是不合适的。“我说不要太功利，第一是家长不要太功利，想着追问将来高考能不能加分；第二是政府不要太功利，就是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的工具来思考。”

这并不是说，陈平原从根本上反对语文课里包含道德教训的意味。他认为，这个道德应该隐藏在后面，首先是文章、是诗文的魅力，而后才是这方面的。但目前的很多读本，对当下政治的配合度太高了，这对小孩子们阅读不太好。 “说得极端一点，我当年在山村里面教小学，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感慨我们的文章，我们选的配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的文章，日后看来都不行。而且小孩子一辈子记下来的很可能是小时候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需要更长远的眼光和趣味，不要太急于配合当下，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现实一些的要求。”

                                      文学教育的关键，在“读本”而不在“文学史”

中小学文学教育以“读本”为中心，在陈平原看来，倒是契合传统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方式。“如各类‘文选’等，它们的功能主要是养成一种趣味和写作能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人谈文学，所能记得的是著作。”

然而，1903年起，中国大学选择了“文学史”作为主课。以陈平原的观察，

此举既使得学生们视野开阔，上下古今多有了解；又容易落下不读原著、轻视文本、夸夸其谈的毛病。“你会发现，修过文学专业的人，不等于文学修养很好，不等于能够写很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得比较丰富。”但中国大学这种“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陈平原看来，只会如他在多年前一篇题为《“文学”如何“教育”》的短文中所说，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也因为此，虽然长期任教大学，但陈平原更多把自我定位为“文学教授”，而不是“文学史家”。他曾在北大开设“中国散文史”、“明清散文研究”两门选修课，前者思路闳阔，文采飞扬，但不太接地气，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演讲；后者则选读若干明清散文家的作品，兼及相关的史学、文化、思想、学术等，借助明清十八家文章，呈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这三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事后征询学生意见，学生们普遍认为修‘明清散文研究’课的收获更大，因其贴近‘中国文章’特点，符合‘课堂教学’要求，且有‘参与感’。”

由此，陈平原认为，文学教育的关键，在“读本”而不在“文学史”，是在导师引导下的阅读、讨论、探究，而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如何表演。而要重建“文学教育”，在陈平原看来，不妨借鉴老北大的经验，同时开设“文学史”与“文学研究”两门课程，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或根据各学校的自我定位，在“精研读本”与“历史论述”之间，构建某种必要的张力，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重史轻文”倾向。

陈平原表示，重建“文学教育”在当下尤为紧迫。连续多年的大学升级与扩招，已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日渐平民化，此前采用的“精英教育”模式已不太适用；学生们大都缺乏独立阅读、深入思考、自由表达的兴趣与能力，言谈举止均打上教科书烙印。而对于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中文系学生来说，知识爆炸，检索便捷，记忆的重要性在下降，如何培养阅读、品鉴、阐发的能力，成了教学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倡言，重建大学文学教育，要在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退而论之，这会让学生们多少养成认真、细腻的阅读习惯。至于说这么一来是否回到了‘中学语文’的老路子，那要看是怎样编选、如何讲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