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无论过程有多么复杂，从语义上来理解似乎特别简单。简而言之，文学翻译无非是把用一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用翻译的手法，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以通俗的说法，译者即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搬运工。这么说看似很有道理，但要你当真就这么简单的理解，你就错了。

在日前于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戴从容对这种长期形成的偏见做出纠正称，翻译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定制商品的手艺，译者也不止是被动的搬运工，而是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审美思维的传递。“忠实并理解原作特色与风格，才是平等对话的基石。”

要平等对话说来容易，践行起来却很难。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朱振武观察发现，在外来著作的引进翻译中，由于文化视角的倾向，译者很容易被他者牵着鼻子走，在他们翻译的词意转换中，明显带有一定的倾向，缺少客观。“还有，近东、中东、远东等源自西方语汇的翻译，更多带有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缺乏一定的权衡和批判意识。”

不止于此，在朱振武看来，有一些学者和翻译家，对西方多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这容易带来的风险是，其翻译行为不是独立、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不免流露出文化认同上的偏差甚至误导。

朱振武的一番话，可谓道出不少翻译界人士的心声。青年翻译家包慧怡以自己的理解回应道，如何妥帖处理另一种语言对母语感受性的侵略、扩充与更新，考验着翻译家的文化积淀。她用“看不见的角力或和解”来形容译者寻觅合适译文的感受。“就拿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作品来说，他既要准确传递出莫言‘高密叙事’的东方神韵，也要兼顾西方读者的审美语境。”包慧怡举例表示，莫言小说里出现东方神兽“麒麟”，看葛浩文是如何转换的？“他转换得很巧妙，用的‘去东就西’的归化手法，想出了对应的‘独角兽’。这种‘误读性创造’处理，在突出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满足了原文语境要求，又能让西方读者心领神会。”

对此，朱振武深有感触。他翻译丹·布朗悬疑小说 《天使与魔鬼》 时，遇到生造词“Hassassin”，就触类旁通，对应创造了“黑煞星”这一新形象。这两个词在发音上几乎吻合，而“黑煞”也让读者联想到“心狠手辣”、“凶神恶煞”等意指，这样的翻译，在不少内行人看来，就有音义兼得之妙。也因为此，朱振武强调指出，翻译正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

实际上，于座谈会上首发的《译路同行——上海翻译家协会成立30周年文集》，就体现了这种文化自觉。文集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原会长戴炜栋作序，分“访译人”、“谈译事”、“话译协”三个主题，汇集了60余位译协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家撰写的文章，他们的深情回忆，将个人的翻译生涯与译协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相结合，记录了译协发展各阶段的重大事件与活动，也展示了对翻译实践的感悟，对协会未来的憧憬，是对海上译坛成果和译家风貌的一次巡礼。

上海市文联主席施大畏，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沈文忠，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等领导及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市文联兄弟单位负责人15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谭晶华主持。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张伊兴宣读了中国翻译协会的贺信。

大会还向夏仲翼、戴炜栋两位老会长以及已故译协首任会长草婴的遗孀盛天民同志献上鲜花，感谢他们为译协的成长、发展作出的贡献。座谈会上，王滨滨、朱振武、李定军、吴洪、张春柏、郑体武、宫宝荣、柴明颎、高宁、裴胜利等十位会员荣获“翻译成就奖”，冯涛、吴正、吴刚、张廷佺、戴从容等五位会员荣获“翻译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