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报刊在城市文化的图景中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据有关统计，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曾诞生1000多种报纸，绝大多数为民间创办的报刊。1950年代初，国家加强了报刊出版管理，民间办报淡出历史，但民间办报传统并未断裂。20世纪以来，我国更是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民间报刊。仅在上海，初步统计就有80多种民间报刊，至少有60余种在正常出版发行。

然而正如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民俗学与非遗保护研究室主任黄江平在4月9日于该院举行的“民间报刊与城市文化研讨会”上所言，民间办报在我国仍是新闻出版领域的“禁区”，相应地，民间报刊研究也是学术界的“盲区”。“民间报刊实际上处于一种‘合理不合法’的尴尬状态。”虽然如此，据该院研究生韩学莲考察，民间办报人士和文学社团依然在政策缺失、资金匮乏以及人才断层的困境中，采取自筹经费、社会赞助、以商养文、公助民办等模式出版民间文艺报刊。

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是民间报刊研究的一个重要补缺，其研讨的背景则源于新媒体环境下民间办刊的热潮。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张瑞燕以诗歌民刊为例表示，上世纪90年代，大量诗刊停刊，诗歌陷入低谷，许多诗人没有了舞台，诗歌成为濒临死亡的事物。数年后，网络诗歌诞生，诗人开始转向寻求更大的网络空间。许多失去阵地的诗人，凭借网络这个低成本的舞台，再次活跃起来。网络诗歌进入诗歌创作的主流时代。长期以来倍受主流诗坛排斥的无数诗歌“流民”成了话语再分配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开始主动寻求自我表达的权力，从而将当代诗歌带入到一个众声喧哗、群氓争锋的时代。及至当下，微信的简短、便捷、迅速传播似乎为诗歌而设，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传播的主要工具。“自媒体时代，微信公众号已成为最大的诗歌民刊。”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民间报刊得以突破纸质的束缚，从而扩大自己的受众面和影响力。但民刊并不满足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通过纸质出版，依然是其获得主流意义上的，更高层面认可的重要途径。据诗人茱萸的观察，诗歌民刊正在经历由“禁区”而“飞地”的变化，在语境和形态上朝“独立出版物”转向。黄江平表示，随着合法性诉求越来越强烈和急迫，这些年，民间报刊出现了“独立出版物”子系统，即由同仁团体或个体独立编辑，出版方提供IBSN国际书号和CIP书号，公开发行，以获得合法身份。“这既是一种民间策略，也是为自身寻找的一个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出海口’。当然，用独立出版方式取得合法化需要资金的支持，这在大多数民刊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其所言，资金不足是民间报刊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海上诗刊》执行主编金月明表示，相比很多诗刊，该刊在经费上还算有优势，因为印刷费由上海豫园管理处承担，报纸能正常出版。但诗社的一些活动，出版诗友作品集的印刷费，等等都很难筹集，居多是当事人自掏腰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葛乃福还举例表示，有民间报刊因为筹集资金困难，以致无奈向某寺庙主持筹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的指示精神的呼应，与会各大民刊的主编或负责人虽然带着各自不同的诉求，但都建议政府部门以开放的心态完善报刊政策，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引导民间报刊有序、健康发展。

而在《城市诗人》前主编铁舞看来，民间报刊与主流媒体正在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时代的主流意识会在民间报刊里诞生，主流媒体也将民间化，主流和非主流的边界正日益模糊，而趋于一体。”对于民刊而言，这意味着其发展面临有利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世界散文诗人大辞海》主编秦华表示，时代的变化促成了新媒体的发展，促成大众文化在跨媒介传播中的差异，也促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演变。也因为此，如果民刊不能真正做到深入民心，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不能做到深入民心，也正是不少民间报刊的软肋。韩雪莲在为准备课题而做的调研中，也注意到民间报刊存在诸如个别办报人士带着偏狭的个人色彩，希冀借助报刊的平台打造自己的知名度；有的民间文艺作品乏善可陈，报刊落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窠臼；民间文艺报刊的出版和发行缺乏秩序，民间办报缺乏合力，各自为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