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城市文学创作日益繁盛，而“上海”无疑在百余年来的中国城市文学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如何通过对“文学上海”谱系的梳理，建构起一个更加多元的“上海”形象。如何结合对中国城市文学创作和理论整体现状的批判和反思，为“文学上海”的未来发展探路，正是日前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题为“感知上海：想象、记忆与城市文明”的主题论坛所要探讨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表示，在浮泛的印象中，上海摩登都是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相关，然而回头看上海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却不难发现“上海摩登”的另一个传统，比如看《女篮五号》《今天我休息》《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些电影，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上海形象。毛尖把它概括为“上海摩登的清晨气质”。在她看来，这个美好的形象跟上海悠久的“专业性”有关，这种专业性，可以同时表征为一种质朴的摩登气质。“因为上海受制于现代精神中的‘专业’，最终把这种专业转化成了一种道德。如果我们注意到‘上海摩登’的这一面向，我们在解释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时，无疑就多了一重维度。”

青年评论家贾艳艳则通过对2015届茅盾文学奖几部获奖作品的解读，对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的观察，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题材创作迅速兴起，在规模和数量上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但少有力作，日趋同质化，就拿这几部茅奖作品看，也表现出狭窄、单一的精神向度。虽然如此，相比李佩甫《生命册》中的城市依然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维度，金宇澄《繁花》建立在传统与现代二元理路上，显然体现了更多对于城市的认同，两部创作展现了城市文学的丰富性与趋向多元的可能性。

相比而言，城市文学理论研究更显滞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王进博士看来，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基本论述，皆以社会的经济基础变革为条件和前提。相应地，至今有关“城市文学”的基本界定，关于何谓城市的论述远远压倒何谓文学。“面对当下创作，现今过度聚焦空间、物质文化的研究和批判，这不仅使得都市文学更多只是以放大的经济符号与欲望场景呈现，而且大量小城市、城镇及打工文学无法进入理论视野中心。”

也因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建言，今天的上海研究，应该摆脱此前研究中的一种赶超思维，即以港台乃至纽约、伦敦、巴黎为模板，以这样一种外在于上海的城市标准拿来衡量上海，而要摆脱这样一种赶超的思维，就需要重新理解上海自身城市的传统，包括江南文化的传统，1949年以后的30年的传统，甚至通常讲的租界时期的传统也需要重新的研究。罗岗认为，就上海文学而言，小白的《租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金宇澄的《繁花》是在三个不同的脉络里面重新书写上海史最重要的收获。“但我们对它们的解读其实远远不够，因为我们对它们的解读还是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面解读。”

而对“文学上海”的解读，在很大意义上有赖于对“文化上海”的深入理解。进而言之，“文化上海”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正好体现了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愿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以上海有代表性的石库门建筑为例表示，“城市的空间”不能全部是现在或是未来，它的历史构建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石库门，可能上海的文学史就读不下去，上海的城市特征就不明显，上海的历史传承文脉根基也会失去。“据统计，1949年上海解放时期，石库门里弄住宅超过20万幢，数百万人口居住其中，到了现在，上海石库门可能已经少于2万幢。因此，对石库门的保护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石库门文献同样是重要的遗产，但至今还没有一本像样的石库门资料集。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石库门的基本文献整理公布出来，并于明年推出《石库门文献》第一卷。”

如果说，保护石库门建筑体现了上海历史构建的重要面向，“思南读书会”则是城市文化新空间构建的一个成功个案。作为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暨思南读书会的策划人，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表示，以开放性、公益性为特征的“思南读书会”已经成为上海自发营造的一个成功的文化空间，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感人的细节。“我们上海的读者也是如此，许多活动经常爆满，会场容纳不下，即使遇上雨天，读者也按规矩排队，碰到自己喜爱的作家，也能做到安静听讲。不仅如此，读者的文学素养也很高，能够针对主题提出尖锐、独到的问题。读者在活动中带来的这样一种互动性及生长性的文化，特别值得珍视。”

有鉴于此，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荣跃明表示，上海应以“全球文明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文化新坐标，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注入新内涵，形成既能代表中华文化精髓，又能包容并蓄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的城市文化新形态，进而成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城市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