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童话到现在，拟人化一直在儿童动物小说里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动物研究越来越深入，对拟人化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多。在日前上海举行的“国际视域中的动物小说研讨会”上，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教授文克·奥门森引证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阅读穿着衣服并使用人类语言进行交流的动物故事，会让儿童误会并损害他们对动物世界的理解。

对此，奥门森给予了反驳。他说，为小孩子而写的故事能够让他们用联想的办法接触到动物世界，教会他们珍爱关怀动物，还能让他们了解人类世界，这些故事里传达出的人类交流方面的阅历经验通常愈加管用，这样的故事会把小读者引入到一个幻想世界，产生跟动物们在一起的想象，既有感知到人类世界之外的欢欣，同时又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在我看来，这种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只需孩子们知道把一条真鳄鱼放到操场上算不得一个好主见就行了。”

马尼拉国际学校教员米歇尔·门罗也表示，拟人化是儿童文学创作者们经常运用的伎俩，以便将人类的特性赋予动物，使他们具备感知和交流的才干。这些小说将人类的心性赋予动物，鼓舞人们关注动物，同情这些动物的遭遇。“让孩子们，让年轻人读动物小说，由于能够让他们对那些动物主角产生怜惜之心，对他们的困境产生同情。这些早期打下的同情的根基会在他们心里产生一种耐久的才干，让他们对痛苦更富有同情心，愈加敏感。”

这并不是说，不采用拟人化的套路，而是努力还原动物世界的本真，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在日前上海国际童书展现场举行的“湘少社沈石溪获奖作品首发式”上，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直言，动物小说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有吸引力，正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可以毫无遮掩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但生命中残酷的竞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追求辉煌的精神内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而还原动物世界的本真，就离不开对暴力的展示。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举沈石溪和美国野生动物画家、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小说为例表示，两位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暴力美学”，但在他们的写作中，“暴力”这个词不应该被当成贬义词来看，他们写的是动物世界，这个原始的世界，是被我们张望的，我们并不身在其中，并且动物的本性就是暴力。“这种暴力描写的隐喻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其正面意义在于，我们既要认识到人类在现代文明包裹下展现出来的仁慈和悲悯，也要认识到动物世界里的优胜劣汰，也是人类遵循的生存法则。”

事实上，动物小说从拟人化描写走向对真实动物世界的还原，有一定的必然性。以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的考察，勃兴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动物小说，其展开轨迹与艺术战略大致阅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动物小说重在人的主体性，以人的视角看动物，以人与动物的关系隐喻人世社会，动物形象通常具有意味性和寄寓性，更多地承载着理想人世与文化次序的道德理想。到了第二阶段，动物取得了艺术“主体”的位置，从动物的视角看动物、看世界；作品的场景完整是动物世界，只需动物与动物的生命竞赛、抵触与丛林规律，动物的生死分手、爱恨情仇、荣辱悲喜等虚无缥缈的“兽际”关系成为描写的重点。第三阶段的动物小说持续至今，还在不时探求、实验之中，其特性是力图从动物行为学的“科学调查”角度，深化动物内部自身，恢复动物生命的原生状态。

    相比而言，西方在去拟人化的动物书写的探索上要更早一些，是西顿于十九世纪初创作的动物文学作品，开启了这一进程。儿童文学评论家汤锐表示，在西顿之前，也有过《黑美人》等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更多是让动物依照人类的思想、情感和阅历去讲述人类社会的故事，做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和评判者。而西顿采用写实手法，尽可能地呈现动物在大自然中的原本面目，展示了一个丰厚多彩的、原生态的野生动物世界。“自西顿开始，动物小说的基本立场从人类自我中心转向尊重和维护其他动物，他的创作给动物文学这一文体带来了重大突破。”

某种意义上，会上发布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天天出版社共同推出的“中西动物小说大王金品共读系列”丛书，精选沈石溪和西顿的动物小说精品结集出版，既能让我们在最短的时空里领略中外动物小说精品的精髓，让我们在对照阅读中，既能感受西方文学的魅力，也能同时领略原创文学的阅读价值。同时，这样别具一格的形式，也体现了中西方动物小说创作的共性，以及国内动物小说创作界对西顿这位“世界动物小说之父”的致敬，并且展现出借助大师的力量，把中国动物文学推向世界的雄心和抱负。

虽然如此，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表示，西顿的创作可以归入自然的母题。如西顿一般的创作者本身就是动物专家，长期与动物打交道，对动物的习性非常熟悉；他们大多有宗教情结，有的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描写动物，并不将动物依附于人，而是以与写人一样认真的态度进行描写。由此，他们所写的动物小说，其实是一种“纪实小说”，是严格写实的，是必须合乎动物生存规律的，是能够让人在这样的阅读中了解真实的自然界的。而以沈石溪为代表的动物小说作家的创作，追求的是尽可能动人的故事，而不是对动物的自然、真实、深刻的表现，如以严格的科学来衡量，它们有时是不合动物行为规律的；但在文学中，这应该是允许的。“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像西顿这样的‘纪实小说’自有任何好故事都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

不管怎样，正如有评论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动物文学，都像是“人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强有力地激发人们在更宽广的层面、用更长远的眼光去思考、去观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唤醒人们沉睡的亲近自然之心，激活人们沉寂的感受力，升华以仁慈和同情心为内核的道德理想。而印度圣雄甘地说过的一段话，也足以佐证动物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甘地说：“从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伟大与否和道德进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