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社会设计理念,把城市打造成文化创意的梦工厂
(2015-11-15 07:12:03)
标签:
文化 |
分类: 文化现象 |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如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王小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以“移动互联时代的城市文化发展”为主题的“上海—台湾—香港—深圳四城文化交流会议2015上海年会”上做的演讲中所说,已经颠覆了传统城市文化的发展格局,也正在构建崭新的城市文化。它带来的不仅是传播与沟通手段的变化,更加根本的是文化特征,文化内容的深层次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就像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说的,伴随着城市文化的变化,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的人群也在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一代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族群正在成为文化主体。“这种文化基础设施的裂变,已经不是简单的替代性文化传承,而完全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而这同时也对我们怎样去发现新的城市文化类型,又该用什么新的概念去描绘城市文化空间构成了挑战。
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李蕾蕾看来,由于体制的因素,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呈现出某种二元结构。在城市中心区,有可称之为政治性城市文化空间的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文化地标,它们在建筑外观、文化内容和空间格局上都有着比较高的物理能见度,政治敏感度和媒体曝光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分散的、群众性的、日常的、民间的文化和社区活动,叫娱乐性的城市文化空间。
近年随着民间文艺机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有政治支持面的扩大,城市文化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蕾蕾据此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认知型城市文艺空间。“这种文艺空间的发展,得益于艺术领域本身的扩大,特别是当代艺术在即时回应城市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得益于文艺本身的日益文创化,就是艺术和文化融合为了文艺或者是艺文。”在李蕾蕾看来,这种文化空间,既不同于政治型,也不同于娱乐型的文化空间,它除了政治理性之外,还特别突出了诗人情感的关怀,而且这种个体的情感需要在公共空间当中加以分享和动员,并通过公共情感的释放来实现它的价值。
新型文化空间的出现促使我们对城市公共文化建设有新的思考。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教授认为,从国家、政府主管部门的角度看,一般会把大型文化设施建设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不仅具有展示的功能,还会增强居民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认同感,但这样的建设有必要向有机空间转换,也就是说,在考虑物理空间外,还要更多考虑到这是人在其中活动的空间。“在移动互联时代,由政府主导或控制的展示功能越来越小,由民间控制的自主性的功能将越来越大。所以怎样既保存展示性的文化功能,又重视民间的,自主性的文化功能,从而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正是摆在主管者面前的主要命题。”
与此同时,黄昌勇以上海公共文化建设为例表示,在以中产或中产以上的人群为消费主体的高雅文化,及以中老年群体和少部分爱好者为消费群体的日益边缘化的传统艺术之外,近年商业文化领域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比如说,淮海路上的K11,它举办的艺术活动完全是商业的,在上海非常有影响,甚至有很的大商业性的利润回报。另外,上海的环球港也是一个很大的艺术空间。由此看,市场化、商业化,也可能是未来城市文化建设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重要趋向。”
由此,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胡惠林提示道,我们有必要问问谁是城市思维的主体?因为这个思维主体的动机,直接决定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也将影响城市文化的面貌。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如果对互联网思维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充分考虑到移动互联技术对城市带来的诸多新的因素和条件,也不能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政策,城市文化的发展将因之付出代价。
台湾文化政策研究学会理事詹婷怡以近期台北市文化局推出的一份报告为例表示,报告的核心精神就是讲的,文化局要致力于打造公共的,包括生活与生产在内的市民文化。“公共的意思是,在投入政府资源和引入民间资源的时候,文化局要以公共性为前提,并且尽可能保留各项历史的记忆,把它们纳入人民参与的机制,形成社会的共识,同时要将文化的空间归于市民。而市民也不再只是文化活动的被动消费者或受众,而是成为多元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以此保障艺术多元创作的平台,从而把台北打造成为文化创意的梦工厂。”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婷怡特别谈到报告里提及的社会设计的概念。“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已经像水和空气,存在于各行各业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城市文化建设,也要回归到人的生活这一基本点来设计。而所谓社会设计,就是要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真正参与进来,理解城市文化的价值到底是什么,然后凝聚这个意识并付诸实践,把城市建设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