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像朱利安·巴恩斯那样，喜欢探究真实的历史人物，却乐于使之从一团未知进入另一种模糊与迷雾。在他极富盛名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 (1984)里 ，他为福楼拜撰写了两份年表，仅仅因视角不同，同一年份同一事件却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如对福楼拜第一次发作癫痫病的叙述，一种说法是“禁锢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写作生活所需的独处和安逸”，另一种说法来自作家本人：“它把灵魂从躯体里强行攫走，叫人痛苦不堪。”

很显然，在巴恩斯看来，所谓真实的历史，其实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叙述，或许都是对的，只不过来自于不同的叙述者。也或许都是错的，只不过某种情况下，错误更接近最低限度。这就能理解，为何我们看来非如此不可的事物，很可能并非如此。就像巴恩斯的另一部小说《终结的意义》 (2011) 所呈现的：中年人托尼在离婚后意外得到已逝好友艾德里安的日记，伴着日记他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他们两人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当艾德里安与托尼前女友好上之后，两人关系开始紧张，之后艾德里安自杀。最终，托尼在艾德里安的日记中发现曾经的许多认知被一一颠覆。

巴恩斯正是在颠覆性的叙述中，展开对死亡的探讨。他认为现在人们对死亡的探讨显然不够，因为大家都希望更长寿，还有死亡已经走出家门来到医院。“医护人员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怎样做和该在哪儿露面，却没有告诉我们怎样了却悲伤。”更重要的是，在巴恩斯看来，人们总是对死亡附加了太多的意义。“事实上，死亡是一个过程。它就像一个可怕的、无情的、乏味的官僚机构在工作，总是忙于分配它的定额。用各种情感将死亡人格化，那太抬举它了。”

凭借这部小说，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就晋身知名行列，屡屡斩获重要奖项，且与伊恩·麦克尤恩、马丁·阿米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的作家，在三次止步布克奖提名后，终于在去年登堂入室。颁奖现场，巴恩斯个性十足，尽现他老牌英伦绅士的冷幽默。“我可不想像班布里奇那样入围5次，最后将未获奖的遗憾带进坟墓中！”提及获奖“秘诀”，巴恩斯表示：“对待这个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当成买彩票，一直等到中奖的那天。”如是表述，不妨看成是巴恩斯写作的另一种注解：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唯一的确定就是没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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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意义上说，《福楼拜的鹦鹉》都可以看成是一部另类的福楼拜传记。小说风格与体式是杂糅的，包括故事、年表、文学批评、随笔、回忆录、词典、问卷等，不管是之于传统的传记还是小说，形式上均大相径庭。巴恩斯隐去了自己的身份，以一位英国老医生杰弗里·布拉斯韦特为代言人，走访了福楼拜的两处故居，发现各有一只鹦鹉标本，声称是福楼拜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可毕竟当年福楼拜只借了一只，那么哪一只才是真的呢？叙述者踏上了寻访事实真相之旅，也引出了福楼拜的生平与创作的枝枝蔓蔓。

    让人费解的是，巴恩斯是如何使“真实”的人物传记小说化呢？这得归因于那些看似闲笔的放大与联想。例如，福楼拜外甥女卡洛琳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朱丽叶·赫伯特，有人猜测是福楼拜的情人，有的说是他的未婚妻，书中没有结论，巴恩斯却围绕他们俩的75封信做了不少推测、演绎或遐想。显然，巴恩斯不能容忍历史权威叙述的道貌岸然。也因为此，他宁可以小说的方式构筑自己追求的历史真实。小说读罢，我们未必知道那只鹦鹉标本的真伪，但却尝试触碰真实与虚构的暧昧界限，领略了历史的幽微之处。

当然，巴恩斯探究真实历史人物，并不止于名人轶事的“钩沉”。在《亚瑟和乔治》(2005)中，他写到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却无意把它写成一部名人传记，他还写到了另一个主人公乔治。其时，乔治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为铁路法而努力呼吁。但在新世纪初，他们因轰动一时的“大沃利帮派”案走在了一起。乔治因此案深受牵连，亚瑟利用一切侦破手段为其鸣冤。巴恩斯再现了这个被长期遗忘的案件，揭示了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环境．更是反映了罪过与无辜、民族与种族等人类固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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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989年的《10 1/2卷人的历史》，体现了巴恩斯更宏大的叙事追求。小说名为“历史”，其实既不能算是历史，也不能算是历史小说，甚至不具备传统意义的小说形式。它由十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和一篇随笔构成，而那十个故事又选择不同的叙事方式，文本形式也不相同。

然而，所有的这10 1/2卷，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书中有一条主线或者说一个基本意象，即挪亚方舟和它的变体。作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经常使用而且非常重要的意象，诺亚方舟隐喻着“救赎”的主题。巴恩斯并没有正面描述挪亚方舟的“伟大意义”，他只是利用了这个出自《圣经·创世纪》的线索，一开篇就以木蠹这种“偷渡客”的身份和角度颠覆了看似神圣的挪亚及其方舟。

由此，巴恩斯对历史,对爱情等在一般人看来是“早有公论”的课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当他把真实与虚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精神、灾难与拯救、爱情与死亡等都囊括于小说之中,当他把宗教传说、故事新编、历史记载、个人叙述等都拼贴于小说之中时，这种斑驳陆离的形态也构成了巴恩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感知和体验的态度。

事实上，当巴恩斯以历史的名义来建构他的小说时，他已经暗示，他只是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尽管，有些玩笑只是玩笑，而“巴恩斯式”的玩笑则是严肃思考之后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似乎有意告诉读者，事物往往不像它们表面上显现出来的那样。在他看来，一切似是而非的记载、训诫、教义都有着它不可靠的地方，甚至人们对天堂的向往都是不可靠的。而这中间，稍微可靠一点的，只有《插曲》中所提到的“爱情”，尽管它也令人们失望，但它“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

文如其人。就像巴恩斯创作的难以归类，他的生活和爱情也充满了歧义。1946年，巴恩斯生于生于英格兰的莱斯特郡。他196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专业是现代语言。起初他参与了《牛津大辞典》增补本的编撰工作，后来又去了杂志担任评论员和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妻子，著名文学经纪人帕特·卡瓦纳曾经和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陷入热恋，还为温特森私奔过。

可以想尽，这样的“插曲”给巴恩斯带来的痛苦，后来卡瓦纳还是选择回到他的身边，2006年，她先他而去。惯于颠覆历史和记忆的巴恩斯，是否在日后忆及和妻子的共同生活时，可曾追问过“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我们并不知道。唯一可知的是，他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因为终究他只是个小说家，而非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