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一直在寻找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中华文化，或是让中华文化豁然开解的钥匙。历经数十年的“文化苦旅”，他遍寻“中国文脉”，终于找到了这把钥匙，那就是“君子之道”。

最初是孔子建立了有关君子的言说，而君子的良好传统在这千年的传承中，竟给国人给弄“丢”了。余秋雨从孔子的言说中，又重新梳理了这“君子之道”。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他只是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作为对立面的小人又是什么。于是，才有了妇孺皆知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警句名言。在余秋雨看来，这一划分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而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事实上，作为一位“无疆”的“行者”，正是强烈的中西方文化对照，给了余秋雨誓言要找到这把钥匙的动力。在广泛的游历中，他不禁疑惑道：为什么中国文化传播到现在，一直没有太大成功？为什么前不久几个国际组织所做的对世界各国人的调查，对中国人的印象会处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排位的后面？中国并不是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为什么给人家的印象会那么糟糕？我们老文化拿出去，一会儿昆剧、京曲、杂技，为什么却改变不了这个印象？现在提倡读国学，但为什么读得得再多，也没有使得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余秋雨坦言，最终是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使得他的疑问豁然开解。在日前上海所做的主题演讲中，余秋雨反复强调了荣格的这句话：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以余秋雨的理解，正是荣格所说的“集体人格”，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拿德国做一个明显的对比，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它发动的，而且它都失败了！但在近年每一次有关国家形象和人民形象的调查当中，它都是排在最前面，这原因何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德国人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正是靠贝多芬、巴赫、歌德这些人树立起了这个具体的形象。”

在余秋雨看来，歌德的浮士德，就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而一些伟大的作家之所以得到世界的认可，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成功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海明威《老人与海》，用老渔民的形象表达了美国开拓者的集体人格。鲁迅的书都在研究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他写《阿Q正传》《祥林嫂》，就是在研究中国人的人格，既可爱，又可同情，又让人可恨，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以此推演，余秋雨认为，所谓文化差异，可以说就是集体人格的差异。然而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一个街市，但遗憾的是这个街区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巨人的性格，不知道它的脾气，所以给大家产生了一种陌生感，由陌生感又上升到恐惧感！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其实就是研究这巨人的性格和脾气。”

差不多十年前，余秋雨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找到了这把钥匙。“那时，我在美国有个巡回演讲。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我就讲到了这把可以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钥匙’。”然而历经近十年的思考，等到写出《君子之道》一书，余秋雨才算对这个命题有了完整性的思考。“我把‘君子之道’相关的概念也放进去，关键的是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研究我们的集体人格，中华文化为什么不死？是君子未死。中华文化为什么让我们感到失望？是君子人格还没有得到普及和提升。中华文化今后的方向如何？就是来提升我们的集体人格。”

以余秋雨的理解，要洞悉“君子之道”，显然有必要返回到源头，亦即孔子的思想来做一番探究。“孔子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伸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并以此建立王道和仁政。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余秋雨强调指出，君子之道并不是抽象的准则。“每个人的心头一定有君子思维，也有小人思维，所以像法国的哲学家萨特所说，个人每时每刻都在选择，并且通过选择的结果来获得自己的本质。在孔子看来，你此时选择了德，你就选择了做君子，彼时你做了与德相反的事情，你就选择了做小人。于是，两者之间的选择，就成了一个人永恒的盘点，直至生命的终了。”

以此看，“君子之道”意味着一种选择。或因如此，孔子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但中庸之道，却常被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以余秋雨的理解，中庸的本义与核心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什么叫中，取中间值；什么叫庸，取平常态。‘中庸’归根结底，就是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合适’和‘恰当’。这在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当下世界，特别能显现意义。”

基于此，余秋雨认为，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有永远的价值，有必要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然而，孔子诠释和倡导的礼仪，在后世显然反“中庸”而行之，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余秋雨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礼仪，时间长了以后就走向表演化了。“所以我说中国为什么那么晚才产生戏剧，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生活表演太多。我写了一本《中国戏剧史》，就是研究这个问题。我要说，礼仪有可能走向表演化，礼仪也必须有表演化，但是过度的表演化，却成了大问题，成了人生的虚假。”

显然，君子之道有其内在的缺陷。在余秋雨看来，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君子之道”在当下行之艰难。“‘君子之道’缺少公共意识，孔子知道修身，但没让自己的修身成为一种公共意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极端分子在公共空间里高声喧哗，君子却寂然无声；缺少实证意识，使得‘君子之道’没有一个边界的规范，容易授小人以柄。面对谣言、假货，君子无能为力；同时，君子和君子之间缺少互卫意识。君子会成人之美，但他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候，其他君子一般就躲开了。”以余秋雨的理解，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君子之道”衰落了。“我们要在新的基础上，给它一些新的国际观，新的时代观，让君子之道重新活起来。”

回到孔子创建“君子之道”的当初，正如余秋雨所说，孔子坐了14年的牛车周游列国，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听他的。等他回到家，太太已经去世了，不久，唯一的儿子也去世了，齐家也齐不了了，最后只留下了一条，就是修身。悖谬的是，孔子把自己修成了君子的典范的同时，也把自己修成了为后世景仰的偶像，而孔子或孔孟儒家思想，也确乎如有评论指出，没有把“君子之道”最终上升到纯粹的精神和信仰的层面。“崇拜凡人偶像，缺乏神祇的监督，缺信仰，求器物，势必思维肤浅，思维肤浅则导致君子不力。”而君子之道，如何才能不只是成为停留在书面上的泛泛之谈，而真正成为一种国人可以以之充实或是完善集体人格的活性资源，或许正是留给余秋雨的另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