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指导话剧《沙枣花香》之前，作家安谅曾原创并总策划姐妹篇音乐剧《香妃》。回想起该剧下县演出时的情景，他至今依然激动不已。地方演出非常艰难，设施条件不尽人意。舞台上只有竖排的字幕，打不了维吾尔文，有的观众甚至看不懂台词。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越是有维吾尔族观众的地方，这种气氛就越是热烈。“很多人听到‘伊帕尔汗’都非常兴奋。观看时携儿带女，谢幕时更是久久不愿离去。在上海演出时，我们也举行过一场专门为喀什在上海工作、培训人员开设的演出，同样是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这让作为援疆干部的安谅，深切感受到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他的理解里，经济援疆固然重要，但文化援疆往往更深刻、持续、有力量。“如果我们把文化真正打造好，当地老百姓一定很欢迎。这对加强民族间的沟通和理解，是一个极有力的推动。”很显然，《沙枣花香》在描述三、四十年前十万上海支边知青援疆的那段历史的同时，要挖掘的正是维吾尔族与汉族间的深刻情谊和渊源，要展现的正是祖国各民族人民爱国爱边疆的博大情怀。

然而创作这样一出史诗般的话剧，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怎样展现人性的力量打动观众，并使他们认同“爱会使中国民族融合，使社会变得和谐，使人变得更有生活尊严”的主题设定，是安谅要面对的一大挑战。事实上，《沙枣花香》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在于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彦君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大型史诗话剧《沙枣花香》研讨会”上所说使用了一种套层结构，从而避免了那种宣传品的宣传色彩，而把它拽到了戏剧所擅长的表现和开局的领域。“二代援疆是一个很政治的话题题材，不管是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去支边也好，还是我们送医送药到边疆也好，都是政治性很强的话题，但编剧给它套在一个寻亲的戏剧故事的模式中，一个孩子寻找父亲，妻子寻找丈夫的结构中。这双重结构交织起来，就组成了更加复杂的人物关系脉络。”

在刘彦君看来，正是套层结构的使用，使得该剧把援疆的政治主题和寻找亲人的艺术性主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让每一个进剧场的观众都感觉不到二代援疆的痕迹，感觉不是在做一种宣传，从而让他们从情感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进入剧情，进入主创所设计建构的艺术情景和戏剧情境中，真正做到以情动人。

恰如 刘彦君所言,该剧以新疆南疆及喀什为背景，以六十年代上海援疆知青及其子女——眼科医生刘秦坚持奔赴支援新疆为主线，描述刘秦及其父母两代人面对生活与事业的繁复和困难，敢于直面，决不放弃的故事。虽然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失散分离的痛苦、感情纠葛和在选择事业上的矛盾冲突，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两代人对事业、爱情、亲情及幸福的追求。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从未见面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护士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兄妹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又证实不是兄妹的关系。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设置和建构，加之援疆知青的过往经历、新疆美丽的人文情境与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及“香妃”的爱情故事穿插等，将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以生动的面貌呈现出来，从而扩展了该剧的诗意和深度。

更重要的是，该剧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秘诀”如刘彦君所言，在于创作者把对人物动机的开掘，拽回到了人自身。“长期以来我们的话剧创作、包括戏曲创作在人物塑造中，常常是很高大全的，人物总是为了一个很神圣的目标。剧中人物却不同，刘文佳跟着她喜欢的人刘秦一起到新疆来，她说我也是来援疆，但她是为刘秦才来的，尽管对此刘秦非常反感。比如刘秦，他坚持不听他妈妈的劝阻，非要去新疆，在援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也隐藏着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知道他那个从没见过的爸爸是谁？这种带有个人性的动机设计拉近了援疆英雄模范人物和普通人之间心理和情感的距离，使这些人物真实可信。”

事实上，安谅之所以能创作这出话剧，源于他真实的生活体验。他参加援疆、深入喀什生活工作近三年，在推进援疆项目的同时，业余撰写了长篇散文《戈壁滩上的真相》、诗集《沙枣花香》等文学作品。他也接触过一个上海知青，当初怀着激情去新疆支边。她的母亲不放心，留不成，陪着她去，最后，她返回了，母亲却在那里去世，她的坟墓就在新疆建设兵团的那个小山坡上。安谅见证了这个知青去拜祭母亲坟墓的过程，那个画面让他至今想来仍然感到心痛。在喀什生活工作的这些年，安谅接触到了很多这样真实的素材。他把这些真切的感觉，都搬到了话剧里来。

也因为此，虽然话剧故事是虚构的，里面却充满真情、真挚、真实。这和该剧总导演雷国华的感受异曲同工。她说，现在的话剧很多时候忽略了真情，而这恰恰是我们最缺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回归那种质朴，谈一点老百姓的情，谈一点中国的人文历史。最质朴的东西最能感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