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来上海谈诗论诗，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掀起中国读者阅读诗歌，尤其是阅读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热潮。反倒是他答记者问说到某山东文化干部试图贿赂他获得诺奖提名的事，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他谈到自己为何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时，说读此前两部中文译作“会发现很多错误”的言谈，也引来译者之一，瑞典籍诗人、诗歌翻译家李笠针锋相对的反击。

如此种种耐人寻味。所幸人们关注的话题，除了“诺奖”和“莫言”这两个关键词，毕竟还有文学。而类似“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话题，在这样敏感的时刻旧调重弹，自然也包含了特别的深意。人们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文学是否就此改变了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地位”？进而言之，莫言获奖后将给世界文坛带来怎样的变化？

事实上，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或“与世界文学接轨”之类的说法，一直以来就有人提出质疑。翻译家高兴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诗人冯至在一次编委会上就曾反问：“难道中国不在世界上吗？” “这一发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少人所说的‘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走向美、英、法等所谓的‘文学大国’，仿佛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可，就是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其中除了文学传播这一良好的愿望外，有时也会夹杂着盲目、虚荣、私心、媚俗、急功近利和弱国心理。”

在马悦然看来，中国文学早就上了世界文学，早就该上世界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所以国外对中国作家了解不多。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作家，所以莫言的那些著作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瑞典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他说世界文学是什么呢？世界文学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当马悦然如是言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翻译背后包含的诸多因素。传播文学，推动文学发展，恰如高兴所说，需要更好的文化环境，更有效的文化政策，以及国家持之以恒的高度重视。“翻译当然重要，试问别人都读不到你的作品，又如何来欣赏你呢？然而，特别要强调的是，文学自有文学的规律和逻辑，它更是一种积累，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成长和发展。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赖于文学本身的提升。”

随着莫言获奖，人们在谈论与莫言有同等水准的一些中国作家也完全有资格获奖之余也不忘推断，中国文学其实早已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所谓的“走向世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此看，中国文学没能在世界文坛发挥更大影响力，确实得归结为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大量译介。既然莫言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受到更大的关注，相关译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一直为中国文学“落伍”而焦虑的人们，似乎一夜之间陷入了狂喜。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事实上，诺奖颁的并非团体奖，莫言的获奖更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胜利，却未必马上给中国文学带来整体的改观。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始终承受着文化断裂所带来的焦虑。中国文学自然是“在世界上”，但在很长时期里，西方谈论中国文学，只是谈论孔孟、老庄，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下受西方文学影响颇深的中国作家，本能地排斥这种“厚古薄今”的看法，进而更加燃起“走向世界”的热望，终因迟迟得不到世界的承认，陷入彷徨无措、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某种意义上，莫言获奖为缓释这种焦虑，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更可期待的是，借由这一契机，重新调整并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坐标。惟其如此，中国文学才能得到稳步发展，同时更好地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