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延伸开去的“诺贝尔奖效应”还在持续发酵中，体现在文学出版界，近期举行的几场活动无不或多或少打上了“莫言”的印记。

日前，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曹乃谦作品发布会”上，鲜少在媒体和公众前露面的作家曹乃谦，一开场就用夹杂山西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解释了这套囊括他迄今所有作品的文集的来由。他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前年就联系他，跟他商定出文集事宜。当时考虑到作品分散在其他出版社，时限也还没到，就没有应下来。“今年时间到了,但出过我几部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联系了我，有意要给我出文集。我就问 马悦然夫人陈文芬给我出主意。她说，还是给前年先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吧。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然，在今年8月推出这部文集时，湖南文艺出版社预想不到莫言会获诺奖。但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机隆重推出曹乃谦的作品，却不能说只是巧合。事实上，大陆读者认识曹乃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的力荐。他评价曹乃谦说：“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最大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他还曾说，“在我看来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曹乃谦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出版，也和马悦然有紧密的联系。“我的书最早由台湾先出，然后是瑞典出，最后才是咱们中国大陆出。”曹乃谦说。此次文集包括了一本《温家窑风景三地书》，就收入了曹乃谦、马悦然和陈文芬的来往信件。“当时，文芬在台湾、悦然在瑞典、我在山西大同。这三个地方陆续推出我的作品，都是一种缘分。”

以此看，马悦然对曹乃谦的喜欢真是超乎寻常。这也是他首次参加中国作家的新书发布会。而作为瑞典人的马悦然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追捧，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汉学家，更在于他的另一个身份——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而且是惟一懂中文的评委，负责推荐中国文学，更是莫言的“御用”瑞典语翻译陈安娜的老师。近二三十年来，他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在诺奖“发烧”的日子里，这些头衔确乎比一切都鲜亮。“马悦然，能说地道四川话，会写中文古诗词。他是个十足的‘中国通’，对汉语文化的熟知程度以及语言运用的能力，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要汗颜。”该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就能解释何以中国作家对马悦然抱有如许的期待，他此番中国之行何以会受到如此前所未有的关注。他携自己翻译的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而来。正如陈文芬在媒体见面会上所言，此番马悦然来到中国，正值中国作家莫言获诺奖不久，前一年又是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等到特朗斯特罗姆，而且也等到了莫言，我们就坐在这里了，这样的相遇是很奇妙的事情。”

事实上，特朗斯特罗姆获奖后，尽管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出版界对其并没有做出积极相应。据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笠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董继平从英文转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选》两个版本外，其他出版社鲜有动静，而这两个版本此前就已出版，出版社也没有借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之际做大力宣传和推介。此番，世纪文景推出马悦然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最新诗集《巨大的谜语》和诗人回顾人生早年的惟一传记《记忆看见我》，译林出版社也于近期推出其与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某种意义上，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借了莫言引发的诺贝尔奖效应获得出版社的青睐。同样的例子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顺势推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七卷本长篇小说总集《失忆的年代》之第一卷《失忆》。

尽管这些与诺奖多少有些关联的活动主角并非莫言，中国读者最关心的还是与莫言获奖有关的话题。无论是曹乃谦，还是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新书发布会；无论是马悦然在静安别墅举行的记者见面会，还是他分别于东方艺术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中学举行的三场主题演讲中，记者及公众的提问，无一例外都是围绕莫言的话题展开，以至于主办方不得不含蓄暗示提问回到中心主题上来，而事后媒体的报道也少见有相关新书的深度介绍。意味深长的是，凭着谢尔·埃斯普马克的特殊身份，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只一步之遥的陈年旧闻被重新“发现”。仿佛唯有借他之口说出，才能证实流传了很多年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即使是围绕莫言的发问也无关他的作品。人们更关心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给了他这样一个中国作家？马悦然对媒体慷慨“解密”了今年诺奖产生的过程。他说，世界上好的作家有几千个，但一年只能颁给一个，所以每年9月的评审讨论都是非常激烈的，每位评委都要讲出对作品的意见，并且努力说服其他人，“但今年不太激烈，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然而在中国的确有一批和莫言水准相当的作家。马悦然解释说，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比赛，而是表彰好的作家。“莫言是好的作家，所以得到了这个奖，但不代表他是最好的中国作家。”他还特别介绍了和莫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这实际上也暗示，他和莫言之间并不像有些媒体推测的那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针对媒体的种种疑问，马悦然还为自己辩解，之前一直没有出自己翻译的莫言的书，是因为要出了书，就一定会有人说莫言得奖了，所以只能等莫言得奖之后出。等莫言获奖了，又有很多人猜想他要发财了。实际上，他赚不到一块钱。“我是瑞典学院的院士，瑞典学院叫我翻译莫言的作品，我翻译出很多，他们给我稿费。所以我已经得了钱了，出版社就可以白出。”他也对莫言作为一个“体制内”作家受到的批评表示了不满。“我也读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他敢批评中国社会黑暗，不公平的现象。但是跑到外国去的非常爱讲话的人，他们就批评莫言这样那样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

很显然，由莫言获奖引发的“诺贝尔奖效应”，把更多的关注给了诺奖，却难见文学的踪迹；围绕莫言的话题也更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八卦上，未必引起了公众对其作品的认真解读。莫言获奖后，他的作品在各大书店销售一空，当记者问有顾客为何买莫言的书时，“给孩子练习作文”的回答却着实让人啼笑皆非。无怪乎有人感慨，如果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话，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定是围绕文学的全民讨论。但现在不是，这块已经贫瘠的文学土壤上，大众已经失去集体讨论文学的能力，大家争相表演自己的无知和无聊，相当魔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