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年代，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所说“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也很好地诠释了我们这个年代里文化的微妙处境。从文化作为包括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等在内的泛文化的概念看，当下正处于空前繁荣的年代；另一方面，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就像翻译家赵德明所说的能起到精神引领、价值导向作用，且带有启蒙意味、精英立场的相对狭义的文化观看，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下的文化正处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尴尬境地。

正因为此，对于“文化危机”的命题，于10月25日在江苏常熟举办的题为“文化危机下文学的精神荒原”的《外国文艺》编委会上，专家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赵德明特别谈到巴尔加斯·略萨最近出版的一本随笔。在这本台湾译名为《景观社会》的书里，略萨指出，当下文化正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消费的、快餐式的文化，追求娱乐、享受的文化席卷一切，传统文化里那种真善美的评判标准已不复存在。

赵德明认为，略萨精通西班牙语、英国、法国等多种语言，且兼任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职务，他有着宽广的视野，他的判断自然有相当的权威性。“略萨认为，当下社会无孔不入的商业元素，使得文化也被物化、商品化。这是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实际上，我们也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我们谈到文化，动辄就联系到‘文化产业’，这是对文化的亵渎。”

对此，翻译家林少华表示赞同。他认为，正是当下流行的潜规则和拜物教，造成了文化的危机。“在最近做的一次演讲中，我针对当下洗脚屋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是市长，我要把全市的洗脚屋都变成图书馆。我一说完这句话，全场的听众一片欢呼。我当时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然而等这个消息在网上公布，我看到有2、3000条跟帖，那是一片嗤笑声和谩骂声。由此，可以想尽在我们的时代里，文化是多么不受待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谢莫言、感谢诺贝尔奖，他的获奖无异于给文化打了一针强心剂。”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谈峥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文化危机在各个时代都会被谈起，这些危机如果像很多人担忧的那样发生，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早就灭亡了。“以此看，我们时代并没有遭遇什么文化危机，所谓的文化危机都是知识分子在说，他们自然觉得自己那些‘精英化’的东西最重要，很自然就会否定超出他们自己视野的新鲜事物。实际上，好的文化产品自然会受到关注。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为读者提供能贴近当代中国人文化、精神的重要产品。”翻译家郑体武也表示，谈论文化危机时要注意到，对于文化，我们一直持向后看的视角，这让我们对眼下正在发生的现象缺少把握，知识精英们以经典文化安身立命，会特别感到焦虑。因此，知识分子要找到自信，而只有自信才能做到，自救才能救人。”

事实上，无论是否承认当下存在文化危机，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外国文艺》杂志主编吴洪所说，往往是处于精英阶层的人，才会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文化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以后，他就有责任把这个问题传达给大众，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德明强调当下知识分子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要坚守文化底线。“有很多好的东西，都是曲高和寡。这会让作家感到无助。但你也要明白，能留得下来的往往也是这些‘曲高和寡’的东西。作家就应该有一种骨子里的自尊，不管世事变幻，都要抵制得住诱惑。”在赵德明看来，我们与其费心讨论是否存在文化危机，不如多注意、研究危机背后的问题。“ 钱理群先生一直身体力行，试图改变中学文学教育的现状。在这过程中，他遭遇了很多挫败。实际上，这并不是他的挫败，而是中国教育的失败。相比而言，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古巴等拉美国家的文学教育就做得很成功。文化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工作室，会定期举办各种文艺沙龙。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孕育了拉美文学的爆炸。这也使得拉美文学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在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朱刚看来，我国的文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把语言和文学分开了，结果使得本该生活化的文学，变成了语言化的文学，使得本该“十目一行”细细品味的文学，变成了“一目十行”枯燥无味的教学。这从根本上把文学与学生的关联给取消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文学就走向了消亡。在希腊词根里，危机是‘转型’、‘再生’的意思，在危机中往往孕育着再生的希望。”翻译家郑克鲁也认为，当下所谓的文化危机，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没落，而是文化在另寻新的出路。“客观地说，新出现的文化事物中，也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