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各种不同场合，都会碰到有人问我，为何不写写批评文章？我明白他们的关切和好意。这问话的言下之意是，既然你写的很多新闻带有相当的批评性；既然你做的深度访谈中不少提问，只要拎出来再做下补充和阐释，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篇单独的批评文章；既然你有能力做到言之有物、切中要害的批评；既然你也明白，把你的思想见解写成独立的批评，才算真正剥离开新闻的基调，才会得到真正批评意义上的认可？为何你不写？

说实在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个问题。面对这样的问话，我脑子里习惯性的反应是，我为何要写？有什么理由让我非写不可？既然我以为在新闻写作中，在对话访谈的一些提问中，或者在我的某些话语中，我已经充分表达了我的观点，也绝对相信聪明的读者能读出我没有诉诸文字的一些弦外之音，我为何还要没完没了的絮叨？

当我做如是反问的时候，我意识到，实际上对于何谓批评，我们已经形成了某种确定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所谓批评，或者说文字意义上的批评，必得是一篇独立的，最好是单独署名的文章；必得是一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的文章；必得是一篇有充足论据，以至于如果不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找到某某大师的话来做坚实的理论支撑就难以成立的文章。而且我相信，这般确定的认识，实际上并非来自我们古已有之的文学谱系，而更多是接受了西方影响的产物。要不该怎么理解我们历史悠久的点评的传统？

很显然，批评，尤其是对于某部作品的批评，在我们的文化脉络里，强调的是兴之所至，点到即止。这很有些类似于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或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见解。在尼采看来，最最深刻、最最丰富的书籍总是拥有一些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具有格言特点的突如其来的思想。也因为此，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理解里，何以在尼采所有的书中，所有的章节里，都只有一个段落？“那是为了让一个思想由一口气息说出；那是为了照着它当初迅速地连蹦带跳地来到哲学家脑中的那个样子把它固定于白纸黑字。”

当然，尼采或昆德拉关于哲学和思想的论断，多大程度上可以照搬到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来，有待展开讨论。可以肯定的是，相比当下我们随处可见的沾沾自喜于体系建构的，显然是苦心经营的长篇大论的批评文章，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的点评更诉诸于直觉，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其运思行文，也更接近于不歪曲“思想来到我们头脑中的实际方式。”而且，因为点评的每一处，都能在文本的某一细节中找到对应。当它们并置在一起，即使隔着遥远的时空，你仍可以感觉到两者间某种微妙的内在的呼应。这就好比一对知心的爱人虽然没有共处一室，却能进行极其切近的心灵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在多大程度上会发生在当下大块头的批评文章里呢？或许，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没有，但我们眼见的事实是，作家很少读批评家的文章，也很少做出回应，即使读到，也可能只是慑于批评家手里掌握的话语权违心地恭维几句，私底下却更多表示不屑。你可以说，这是作家的傲慢，是作家的故作姿态。但反过来想，很有可能的是，你的批评的确没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而这种关乎心灵的隔膜，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批评对于体系建构的过度强调。

你或许会说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但细读一些批评文章，你会发现这并非一个让你难以相信的事实。至少在我的阅读中，我经常会疑惑。作者是在解读作家、作品吗？或许，你刚还庆幸自己终于读到了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你很快就遗憾地发现，围绕着这一句实在话，必有十句、一百句废话，这是完成一篇自圆其说的批评文章所必须的；或许，你同样庆幸读到一个精辟的观点，但你同样会遗憾地发现，与其说作者表达这一观点是为了更切近地解读作品，不如说是他在读作品中有所触发，因而从作品中苦心搜罗素材，而终极目标其实只是，为自己某一个并不靠谱的理念张目，这是加强文章的深度所必须的；又或许，作者仿佛在邀约作家与其对话，但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证据，言之凿凿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关上了与作家对话的大门，而这是使文章具有充沛的说服力、形成一气呵成的气势，构筑激越雄辩的宏大叙事所必须的。

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解释，何以在当下的文化创造中，作家和批评家就好比两条道上各自飞快奔跑的马车，怎么也跑不到一块儿去。除非批评家手中掌握的话语权，让他们硬是凑合在了一起。但即便是勉强凑合在一起，你能看到的更多是作家对批评家的那种无以名之的“怕”，怕自己的冒犯终将招致批评家的恶评，怕自己的不尊使得预想中可以轻松拿到的奖项不翼而飞，怕自己的特立独行最终会换来文学史的冷眼相待……因为种种“怕”，他们有时会卖力地配合演出，但在这种貌合神离的即兴表演中，你看不到建设性的自然之态，你看不到相互辩驳、激发的文化创造。你真正看到的只是批评家一个人飘飘然的独舞。

何其令人迷醉的独舞！当你从梦中醒来，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又将何其沮丧。因为说到底，观众希望看到的是一种被批评的对象能同时在场，而非被缺席表扬抑或被缺席审判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或许能见诸于某些对话访谈中。在那里，你能看到或感觉到作家的在场，感觉到对话双方的紧张关系，一种充满创造力的紧张关系。而这在当下是如此稀缺，偶有所闻亦如听闻空谷之音！

这难道是文学批评自身的错？抑或是我们对批评产生了危险的偏见？我想更准确地说，必是在我们的批评产生了一些误区。而最大的误区，或许在于当我们谈论批评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意无意遗漏了“文学”。如此说法岂非大谬不然。一切围绕文学的批评居然遗漏了作为核心的文学？实际上，我们的文学批评，或许的确常常是从文学出发，至少是以文学的名义开始了漫漫旅程，但这是否就能保证它最终真正抵达了文学？这就好比一趟从中国出发去往北极的列车最终却开到了南极，或者是彻底迷失了方向一去不返。或许这样的迷失，会带给我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喜悦，但极有可能紧接着发生的，就是充满欺骗和阴谋的万劫不复的屠戮和战争。

何以打这样的比方？是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并非是一次让我们带着强烈的征服欲去展开殊死搏斗的旅程；也并非一次“开始总是真的，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旅程。他更可以是像作家余华曾经说过的，被广泛引用的“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然而，我们的批评很多时候都是“为批评而批评”的无意义的批评，更是习惯于强调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展开的批评。这样的批评里可能包含了何其复杂的内容，却唯独缺乏与文学的紧密联系。

这就好比，我们时下基于批评的种种怪现状做深入反省。我们在反省中意识到，当下的批评包含了太多的功利目的，充斥着太多的谎言和虚假，所以格外提倡讲真话。这当然没错，而且还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但一方面，我们在强调讲真话的同时，确实很有必要如有评论家提到的那样要切忌说傻话。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强调在说真话的同时，也得把真话说得像自由一样美丽，一如“真善美”是所有文学作品的要义，它同样应该是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的要义。

因为毕竟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批评，我们自然期望它抵达文学的本质。我们未必希望看到，关于文学的批评，字里行间充斥了太多晦涩艰深的政治术语、理论语汇或死气沉沉的说明文字，尽管批评的确围绕文学展开，然而一切都走在偏离文学的方向；我们未必希望看到，关于文学的批评，总是一副真理在握的蛮横嘴脸，通篇都是咄咄逼人的教训口吻、自以为是的道德说教。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文学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多元、开放的精神；我们也未必希望看到，关于文学的批评，俨然成了无关审美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毕竟文学的审美本身，实际上天然地包含了求真和向善的品质。而事实上，只有回到本真的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更乐意读作家写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们笔下的批评常常真实而美。因为，这样的批评从文学出发，围绕文学展开，最终回到了文学。事实上，在我的感觉里，迄今为止最好的批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由作家写下的。这并不是说作家有多高明，也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总能妙笔生花，而在于他们真真切切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在某次交流中，批评家毛时安谈到了他妻子对他做批评的疑问：你不写小说，不编戏曲，也不导电影，你真能懂得真正的艺术吗？毛时安的解释是，批评家只要掌握了“技”、“艺”、“道”三绝，亦即做到了解并掌握文学艺术的一般技巧、规律，进而对其要表达的理念有深入的体认，就能做到真正的理解和懂得，这样的解释确乎合情合理。这就好比作家写杀人，你去问他你没杀过人，你真能懂得杀人吗？当然，作家没必要，也不能为写杀人从而去体验杀人。进而言之，他也不需要凡写到自己没体验过的生活，就必得亲自去体验一回。他尽可以通过想象和联想，尽可以调动自己一切的感知能力，尽可以借助一些间接经验，尽可以利用他能利用的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真正理解。

批评家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问题在于，作家恰如批评家李敬泽所说的“背对生活之书”。而批评家很可能只是端坐于书斋，埋头于网络，穿梭于课堂，奔走于会议，汲汲于饭桌，你可以说这当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文学所表达的生活一定有更为广阔的天地。批评家又得通过何种路径去获得理解艺术所必需的感知能力？这个质问本身事实上已经对批评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李敬泽特别强调批评家同样要懂得生活，他们不仅仅要做出所谓的批评，更要对生活有所穿越、洞察和解说，从而真正弄明白自己的批评何以如此！我想，很有可能，在批评还没有独立成为一门学问之前，在写作和批评可以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作家、批评家两种身份能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或至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分道扬镳”之时，批评就该是这样的一番开阔景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在我们的时代里，依然能出现批评家式的作家或作家式的批评家，一如我们同样呼唤建基于生活之上，能融汇世事万象，且有着大境界、大气象的大批评。

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种基于对生活的探究，对存在的拷问的文学批评，会尽可能地超越功利算计。因为我们知道，批评的功利，或者说类似把批评当武器、当标靶，当职称评定标准的功利批评，才是文学批评真正的大敌。而惟有把文学批评从批评的功利中还原出来，走向如康德所说的审美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走向澄明之境，也才能真正还批评界以清平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