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化时代，少数族裔的写作凸显。这一方面在于，世界范围内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正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并产生持续、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且不说“英国文坛移民三杰”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石黑一雄这样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即使具体到中国本土，以阿来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早已写入当代文学史。而于5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20届柔刚诗歌奖的颁奖会上获奖的三位诗人中就有吉狄马加和麦芒是少数族裔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日举行的论坛以“全球化时代少数族裔的诗歌写作”为题展开研讨，可谓切中肯綮。

而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这一命题之所以引起强烈兴趣还在于，命题本身恰恰隐喻了文学在当下的微妙处境。正如诗人西川在论坛上所言，只有相对于多数而言才可能有真正的少数。以中国为例，相对于藏语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汉语是多数。然而放到全球语境中看，相对于英语等强势语言，汉语明显成了弱势的少数。以此观之，在当下全球化语境里，相对于越来越趋同的政治、经济等强势话语，以褒有独特性为美学核心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处于弱势的位置。而文学面临的处境，正是弱势中的坚守和反抗。由此，当我们谈论少数族裔写作，与其聚焦于其具有怎样的合理性，不如关注少数族裔写作有何困难和优势，对更大范围内的写作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在西川看来，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和主导地位，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弱势。比如他了解到，加拿大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作协，就专门收纳少数族裔写作者，强势的白人反而在这个组织里遭到排斥。而另一方面，对于所谓的多数来说，少数族裔的写作影响，对于他们的创作很可能是一种拯救。“少数族裔在他们的眼里，很可能是一个乌托邦的替代品，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指涉，实际上相当于开启了另一种观看的视角。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些汉族作家，如果仅仅停留在汉族文化的书写上，可能只是很一般的作家。而有了这种异域的关照，他们的创作就上升到中上水平。”以此看，西川认为，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对于写作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遗憾的是，在中国，这种多元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对此，翻译家高兴表示赞同。他以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的一个见解为例。小国家、小民族的作家，在文化上的选择空间非常有限，他们很多时候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面向全世界。“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因为小，所有文化事件的丰富，都是人类高度上的。而对这些文化事件的参与，相当于参与了世界文化生活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主义可能在小国家、小民族展示得更为充分。所以昆德拉说，一个小民族在它的最佳时期甚至可以使人回想起一个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来。”

瑞典籍诗人、翻译家李笠表示，对于少数族裔而言，他的写作必然面临怎样融入主流文化的挑战。他说，在瑞典，有一半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他们中有部分获得了瑞典主流文坛的认同。“我有个土耳其裔的诗人朋友，他对我的成功感到困惑。实际上，原因在于同样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主题。在瑞典和在其他国家，就有不同的书写方式。你的使命在于怎样找到最合适的表达路径。”从这个意义上看，麦芒认为，全球化与少数族裔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关系。“诗人要摆脱身份对人的束缚，致力于真正的文化创造。”

    本届“柔刚诗歌奖”，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获荣誉奖。此前，著名诗人北岛、白桦获得过该奖。本届主奖则授予了土家族诗人麦芒，新人奖由80后诗人王西平获得。作为当代中国最早并坚持至今的全国性诗歌大奖，“柔刚诗歌奖”设立于1992年，迄今已满20届。该奖每年评奖一次，面向海内外所有汉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