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写作《姥娘》，江苏如东籍作家刘剑波就碰到了一个大的困惑。这并不是说，他在通常意义上的构思、取材等方面遇见了困难。事实上，自1997年他姥娘去世后，他就想以文字还原其音容笑貌。到了2010年，隔了十多年的距离，他觉得自己的思考和情感已变得足够理性，写作只待喷薄而出。恰逢江苏省作协搞第6批重点扶持工程项目，他就申报了《姥娘》，项目获顺利通过。如此看来一切水到渠成。

怎样谋篇布局也是早已想好了的。刘剑波深知，作为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性，姥娘活了九十多岁，饱经风霜，所以要写得太多，但总不能记流水帐。“姥娘是山东高密人，后来去了福建永安，尔后又从福建迁移到江苏。晚年又从江苏去了东北和四川，最后又再次回到江苏。她的整个一生可以说是‘在路上’”。于是，他想到他要写的是，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散文，分为上部和下部，上部标题为“踯躅”，下部标题为“迁徙”。从2010年底动笔，翌年3月杀青，写了20万字。“搁了一段时间，又写了二稿，主要是去除芜杂的部分，对文字进行润色。最后，以《疼痛》为题，在《钟山》杂志上发表。”

    文章发表后，引起江苏文学评论界的热切关注。但刘剑波觉得还有缺憾，而且这个缺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强烈。“我总觉得我写得还是太贴近了，没有与我作品中的‘姥娘’拉开距离。”在刘剑波看来，他在作品中描写的那些家族纷争，家庭琐事，几乎家家都有，而且大同小异。正因为此，特别需要从其中跳出来，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所描写的一切。“我所写的只是一个‘个案’，而我最终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个案’来挖掘点什么，我应该用一种光芒来照亮这个‘个案’，否则一切都是黯淡的。”

由此，他开始思考对老人的临终关怀问题，就是一个人如何有尊严地死去的问题。他决定再增添一个章节“死亡”，于是就开始写第三稿。“我试图提出这样的思考：在老龄化社会里，死亡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挑战。我们该如何接受这一挑战，如何把生命的尊严维持到底？如何把老龄化现象转化成为人类精神的深化阶段？说到底，这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

因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姥娘》的思想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它不仅有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从社会学、伦理学与生命哲学角度看，也会带给读者很多的思考。由此就不难理解，何以在4月28日江苏南京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张王飞、黄蓓佳、王彬彬、黄发有等与会专家不约而同表示，新书是“江苏近年来长篇纪实文学的重要收获”。在评论家汪政看来，主题题材相对集中，但由单篇组成的“长篇散文”时有所见，但像《姥娘》这样有整体构思，人物与事情集中，一气呵成的，放眼全国也不多见。加以作品叙述紧凑，细节丰沛。某种意义上，刘剑波在散文写作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真正考验写作的，还是在文体的选择上。有意思的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刚出样时，把这本书归为“长篇小说”，到了正式出版才更改为“纪实文学”。在会上，有评论家考虑到新书将来评奖的便利，还特别建议把题材划为“长篇散文”或“长篇纪实散文”。其实，这才是刘剑波倍感困惑的地方。《姥娘》的人物、地名都是真实的，它无疑是纪实文学。但纪实，强调“写真”；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则强调“虚构”。这不能不使其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上稍有不慎便陷于不谐和的境地。刘剑波就遭遇了这种尴尬。体现在作品中，第一部分“趔趄”因年代久远，有着“想像”的空间，他更多用小说笔调来写。第二、第三部分“迁徙”和“死亡”，因时间与空间贴近，他便身不由己地采用“纪实”的笔调。

事实上，与会评论家普遍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则在于纪实文学是否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理”的虚构？评论家张宗刚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小说家写的散文往往很不靠谱。因为他们总是有意无意突破真实的限制，诉诸于小说的想象，写出来的散文虚虚实实，经不起真实的推敲。但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很多散文家的写作又过于拘泥事实，缺失灵动和飞扬的气质。在《钟山》杂志主编贾梦玮看来，纪实文学当然追求事实意义上的真实，但有必要从其他题材中借鉴一些创作手法。该书责编、青年作家黄孝阳则认为，超越题材限制，实现真正的跨文体写作，才是任何有梦想的作家的追求。

种种争论看似分歧，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纪实文学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情感的真实。在刘剑波看来，如果仅局限在对真人真事的选择和对现存资料的剪辑上，纪实文学是无法完全实现其文学功能的。而既然需要“艺术创造”，就避免不了虚构。当然，虚构应该在尊重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关键就在于认识与把握客观事实的同时，注入作家深邃的历史目光和深沉而冷静的情思。“要只以苛刻的真实性原则简单地影印或实录生活，那将会是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