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在何种意义上远离了当下生活？这看起来并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正如读德国当代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我们能从中轻易读出笼罩在“纳粹”、“二战”、“集中营”等沉重字眼下的反思主题，也能透过小说中纳粹女看守汉娜宁可被加罪，也不愿说出自己不会读写的怪异举动，读出让人为之动容的有关爱情、罪恶与尊严的主题，却独独忘了“朗读”本身。即使实际上唯有“朗读”才真正构成小说的核心，也不能让我们在这个字眼上稍事停留。

如此感叹，其实关乎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假如汉娜会读写，她是否还会那么热衷于听人朗读？进而言之，没有了朗读，这个让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本身，是否还有足够的合理性，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答案不言自明。而这也反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绝大多数人已学会了读写的时代里，朗读是否必要？换言之，朗读在当下是否还褒有原初的意义？

或许，我们置身的现实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下，我们偶尔会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诗情画意的散文诗的朗诵，也碰巧会在某些场合听到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朗诵。这些朗诵过滤掉了读来未必朗朗上口的诗歌，诗歌的世界由此变得单一而乏味，而作品照例会被演绎得出神入化，但唯一缺少的是真实的个性。

在这个意义上，于5月28日在江苏南京理工大学举行的“五月诗会”，确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冯亦同、方政、徐明德、陈永昌、海马、紫衣、陆新民、雪丰谷、海波、雷默、古筝、马永波、张宗刚等40余位老、中、青诗人先后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这些诗歌里，有古雅简朴的旧体诗，有明白如话的散文诗，有充满诗性感悟的文化诗，有优雅、奔放而不失狂野的现代诗，有结合了晦涩意象的后现代主义诗歌。而通过主持人的解说，或是诗人们的旁白，也让你了解到诗歌后面的故事。比如，女诗人修白多年前穿婚纱出嫁那天，半路上听到有诗人在广场朗诵诗歌，即坚持停下来听，而她当年的嫁妆就是一箱诗歌。

诗会显见地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诚如组织者张宗刚所言，诗会近官而决不媚官，近商而决不媚商。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圈子。凡诗道同仁，无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均以诚相待。而更直观的体现，还在于在诗会上，你能听到没有被普通话规训的朗诵，听到夹杂了各式方言的朗诵，听到能体现个人真实性情的朗诵。而是否听明白、听懂本身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朗诵，你在倾听。这里体现了巴赫金所谓狂欢的自由精神，这里有着古希腊集会广场式的回响。

然而，这样的朗诵即使偶尔能在诗歌界看到，在国内当下其他相关活动中却近乎销声匿迹。间或，国外作家的来访使得朗读成为一个特例。去年六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访华，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小剧场里为听众读了他最爱的《酒吧长谈》。正如当时到现场助阵的作家叶兆言所说，同样是朗诵略萨的小说，标准规范的普通话的朗诵，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不可谓不好，但总有点格格不入。而对于略萨本人的朗诵，隔着不同的语言，我们很多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懂不懂并不重要。听众还是更愿意听这声音，因为毕竟这才是原汁原味。

事实上，隐藏在原汁原味背后的，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有关朗读与倾听的默契，是读者对于人与作品的同一性的诉求，是作者对在朗读中袒露真实性情的了然。仅此一点，我们或可期待的是，给朗读一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