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很多文学界或评论界的场合，都能听到“青年评论家缺席”的声音，大可相比鲁迅当年借九斤老太发出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几声叹息。值得玩味的是，这叹息意味着，在一些文坛中人看来，在不久的从前，的确曾经有过评论的辉煌时代。那时的评论家始终“在场”，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星空，我们可能忙于烦琐世事没有看见。但我们没有看见，不是因为它的缺席，而是因为我们太过庸庸碌碌，全无哲学视野和思想境界，没能像泰勒斯或康德那样时时仰望星空。

但无可怀疑的是，曾经，的确有一批数得过来的评论家，至今还为我们念念不忘，而且看起来还不曾为新生力量夺去了锋芒，这更可以反衬青年评论家的缺席。尽管我们可以质疑，这会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曾经的“中心”地位编织而就的心像？抑或只是被学术权威圈定而迟迟难以破解的权力延伸出来的幻境？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昨天的太阳可能已经慢慢落到西边去了，今天的太阳的确还没有照常升起。

而缺席之说的另一面，似乎也说明评论的确很重要。至少在走过辉煌时代的评论家看来，的确非常重要。如果说，评论与作品共生共存、唇齿相依。那么，评论对文学也依然特别重要。曾记得，作家莫言在某一场合不像是蓄谋已久地说出了这样一句名言：如果说，当代没出大作家，是因为没有大评论家。这话直观理解便是，好的评论是造就好文学的先决条件了。如此一说，引来了评论界的激烈反弹，以为是文学为自己无能所做的不负责任的推卸之辞。但未始不让评论界暗自宽慰，纵使这话极尽讽刺挖苦，也到底反证了评论的必要。要知道，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伟大如菲利普·罗斯，据说一向在英、美两个国家居住，一旦其中一个国家将要出版他的某部作品，他就赶紧搬到另一个国家去。原因无外乎他对评论深恶痛绝。当然，罗斯式的极端，必得源于罗斯式的性情。对这一文坛轶事更准确的理解，或许是在于他眼里，极目英语世界，遍地评论只是“风流”，索性只当噪音避之唯恐不及了。由此可见，评论真不是件“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当评论家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惟其如此，我们更要问问何谓评论，何谓评论家？这一质问，在全民皆评论，以至于人人皆可当评论家的时代，确乎不合时宜。然而，或许，只有问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白青年评论家是否真的缺席？也才能明白，是否这真是前辈评论家的肺腑之叹？或只是他们的偏见，甚至于是故作姿态，以致别有用心地做出四顾茫然状，以显得自己莫测高深？

进一步的疑问：这是否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否写了数量级的评论文章，在某些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是否在某一个圈子里有了不小的影响？甚或，是否写了评论，在大众读者中有了那么一点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如此，便可堂而皇之地成了评论家？

事实上，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谜题。因为，人文领域的奥妙，就在于其难以量化，量化的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由当下引来各方质疑的学术体制为证。而且也难以证实，只能经由一次次证伪，以求无限接近真实。以此看来，何谓评论家？到底怎样才可以当得起评论家的称号，甚而至于青年评论家是否缺席？等等问题，其实都没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评论的真谛，并不在于做足高屋建瓴的姿态，说出一锤定音的话语，写了轰动一时的作品，而在于你的评论和话语，是否真正深入人心？

由此，我们与其纠结于青年评论家是否缺席的争论，不如反求诸己，问问自己：当你心安理得地引用别人的理论，并自觉如法炮制出来的评论无可挑剔时，你是否清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当你对着纸媒网络上下五千年高谈阔论时，你是否想到普通读者也能读懂理解？当你环顾左右为文章会否得罪某位高人或同好而心生不安时，你是否真正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你为晋身学术地位堂而皇之做着违心之论时，你是否感到过一丝羞愧之心？当你顺手拈来晦涩、艰深的学术语汇为此沾沾自喜时，你是否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说明白的话？当你对前辈评论家“说三道四”心存不满，指责他们掌握话语权而你必得经过漫长的煎熬才方能得到一席之地时，你是否想到至少在像你这般年轻时，他们曾表现出让人折服的胆识和风骨……

以此看，我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抱怨没有身处一个好的批评环境，但我们更有理由问问自己是否已做好了成为真正评论家的准备。或许，从来就没有过所谓评论的黄金时代，遥想别林斯基也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而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个青年评论家缺席的时代，倒不如说是一个空前缺乏批评的自觉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当你写下评论的第一行字的时候，“你”能否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