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玄从不讳言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加缪，最爱读的作品是《局外人》。爱屋及乌，他也酷爱读加缪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想必他对加缪随笔中那句经典的开头熟谙于心、倒背如流。“神判处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上滚落下来。他们有某种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我们都知道其实神想错了，这样的劳动恰恰是上帝对西绪福斯的一种“奖赏”，他就这样孤独地享受着自己的生命，后世的人们，因此把加缪奉为一个荒谬的英雄。

    想到加缪,不禁会想到他的“荒诞”哲学，这只是个引子。因为在吴玄眼里所谓“荒诞”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无聊。你问他无聊的祖师爷是谁：他必首推西绪福斯，当然还不忘提及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夸父，还有鲁迅笔下的过客。之所以提及夸父、过客，恐怕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可以为他的“无聊”哲学做铺垫，他可以谦虚地说无聊不是他的首创，你看咱们的前辈早就体验到了无聊，我只是为他们做做注解罢了。的确吴玄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无聊”，就连他在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发表演说畅谈的也是“无聊”。那就让我们看看吴玄是怎样从一种无聊出发抵达另一种无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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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玄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到了无聊。他生在富庶之地的贫困之乡：温州泰顺。吴玄喜欢畅谈温州是如何如何的富庶，千万富翁遍地都是，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被砸死的可能就是一个千万富翁。那是他大言不惭。因为温州也有穷乡僻壤之地，泰顺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从小在穷乡僻壤里长大的吴玄，显然不满足于身边的那块方寸之地。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站在故乡的高山之颠遥望远方，尽管这种遥望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因为眼力所及的除了高山还是高山，天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小时候的吴玄就这样无聊着，可以想象当十几年后他读到奥尼尔的处女作《天边外》时，会发出怎样一份感慨。当然他一定会为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也有一位大作家在跟他一道分享着孤独和无聊深自窃喜。

    走过童年的不毛之地，吴玄就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没完没了地上学，一步步从小乡村漂到了大城市。小村、小镇、小城、大城 ……  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他在体验着生活，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生活，吴玄自然是引以为豪的。后来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回老家去了当地的一个广播站，每天都过着相当无聊的生活，但正是在这样无聊的生活中他发现了一个精彩的世界：不用说这是一个书本的世界，在那个可以算是先锋文学的时代，他喜欢上了文学。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 他都读了，更糟糕的事，他的欣赏品味如此之高以至“二十世纪而又没有标上先锋称号的作家，对不起，他们基本上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怪不得他后来回忆这段阅读生活，写了篇文章名之曰“告别文学恐龙” 显而易见所谓文学恐龙指的也就是先锋文学。吴玄是因为无聊才喜欢上了文学。

吴玄后面的一段经历在外人看来相当精彩，尽管在他自己看来最是无聊。那就是他在乐清这个真正的富庶之地的生活。他在那儿做过两份工作，先是乐清市委办的秘书，参与起草过几份对乐清还蛮重要的文件，可算是个好秘书，如果循规蹈矩的话，现在他很有可能是乐清某个局的副局长，运气好的话，也有可能是局长。但是，他当了一年的秘书，就自己跑掉了。因为他无法忍受那种官场的生活，到处是数不清的会议，到处是一本正经的废话，官场的生活，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

于是他从市委办跑到了电视台，当了一个小记者。他以为当记者好说歹说不是个无聊的差事，事实上却并不尽然其实，所幸电视台有不少美女，跟美女呆在—起，总比坐在会议室里一本正经开会好玩。吴玄后来回忆说这是这是他的第一次逃跑，从此以后他开始坦然从容地走他的“下坡路”。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么一条向下走的道路，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他骨子里是个文学青年，准备或者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对作家以外的东西，他什么都不在乎。

那时的吴玄痴迷于写作，却没人喝彩。吴玄在北大的那篇演讲《自述：无聊和猫的游戏精神》中诉苦道：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的，我至今还相当满意的一个中篇《玄白》写于一九九二年，当时，我满怀信心地四处投稿，但所有的刊物都约好了似的，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写作是需要发表的，没地方发表的写作很难坚持下去，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也就渐渐的远离文学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有好些年，我什么也没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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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缘，《玄白》在新世纪第一年的发表，使他从此回到了写作状态之中，他飘飘然之名士风度终于有一展身手的舞台了。吴玄干吗不一边当他的记者，跟美女呆在一起，却一无所是、一无所有地跑去了北京。吴玄当然不忘提及出现在温岭石塘的那一缕千年曙光的启示。他回忆说：当时我们站在海边的一处斜坡上，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看见太阳从海平线那边很平淡地出来了，开始一点也不像太阳，而是像涂了口红的女人的嘴唇，有点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张越圆，红红的就成为一轮日出了，于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阳升得老高，再也没有新的感觉了。吴玄描述道：“我们下山，我记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是他们的，我要睡觉了。我原以为这根本不是怎么回事。”但很奇怪，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千年曙光时不时地总在他的脑子里出现，好像他的脑子是千年曙光的一个屏幕。“在我的记忆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为我提供了某种活力，我突然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那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选择了逃跑。”于是他来到北京，成了“京漂”。
　　他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北大，是去北大中文系进修的，在北大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无所事事地听课，觉得没任何意义，却喜欢那种感觉，居然乐此不疲。后来作为浙江省的代表进了鲁迅文学院读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他从此告别了北大边缘人的生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混了。临近学期结束，《当代》杂志社来到鲁院，准备在这个班里物色一个编辑，他现在就成了《当代》的编辑。有一天没一天地上班“混饭吃”。当然他的主要生活就是写作。

吴玄形容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具体地说就是过完了今天再说，至于未来将会怎样，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京漂”在他看来肯定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看起来似乎很自由，面前好像有无数个方向，其实什么方向也没有，这是一种完全悬浮的状态，跟什么都没关系，他说呆在北大、呆在鲁院、呆在《当代》，其实这些地方跟他都没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活在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之中，惟一拥有的就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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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名副其实的“京漂”，吴玄自然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京漂’说明我在北京漂，我和北京之间无法建立认同感，我和我置身其中的现实，失去了最基本的身份认同，那我还怎么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京漂’的精神状态。”

以吴玄的理解，这种状态当然不好，但他并没有打算回去，他还是在北京漂。“实际上，我回去生活要容易得多，我可以在乐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但是衣食无忧又怎么样？无非也就是回到原来我已经放弃的那种生活，谁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说没干什么，什么也没干。我坐着等死，就像成语所说的坐以待毙。”

其实，在外面漂久了，吴玄觉得自己想回去也是回不去的。“我也经常回去住一段时间，但我发现，我在家里像个游魂。”按加缪的说法，对原来熟悉的东西感到陌生，荒诞感就产生了。荒诞就存在于人和现实突然发生的断裂之处。吴玄说：“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荒诞的人了，所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逃走。”

从市委办的秘书，一纵成为电视台的一个小记者，再一纵跑到北京，成为一个京漂。吴玄的人生道路飘飘然地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悠悠然落到了地面。现在，他没有归属感，妻女都在远方，好像他还说过，他亦没有故乡——这世上少有什么地方、什么人和他是有关系的，这是他的理想。用一句时髦话说，他这是自我放逐。他采取主动的、几乎是任性的方式，让自己迅速地往下掉，现在他不能再掉了，因为他已经掉到底了，他成功了。对一个成功者来说，吴玄以为，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死。

当西绪福斯把那块命运的巨石推上山顶，眼看着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就是在这种回环往复的过程中西绪福斯宿命般地玩味着“荒诞”。吴玄则不然当他从高处飘飘然地落下，他索性在地面躺下来，执意在生命的底地玩味他的“无聊”，充分展示着猫的游戏精神，以其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把玩人生，使无聊的生活在骤然之间上升为一种戏剧性的审美活动。

吴玄说：特别喜欢一个作家是很要命的，他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他的世界里，从而在不经意间消失了自我。加缪是他最推崇的作家，而现在他要做的工作却是离开加缪，去寻找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他已经部分做到了。如果我们仔细玩味他的生活和作品，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被改写的西绪福斯。尽管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如此地相象。可内在的精神却悄悄地从“荒诞” 蜕变成了“无聊”。吴玄把无聊当成了一种精神追求，这是个有信仰的人，他正以身作则，要将无聊贯穿生命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