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八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大连作家程歆或许不会凭《霜叶红》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重拾文学的旧梦；而即使是他总有一天会拿起已经停滞了四十多年的笔重启文学的旅程，那至少也会延迟到遥遥无期的“很多年以后”。

2006年，程歆的生活接连发生变故，先是他深爱着的母亲去世，此后不到30天，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首先是舌头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口子，裂口周边呈黑色，同时每天凌晨胃部隐隐作痛，随后嗓子开始沙哑，直至发声困难。”

程歆后来才知道自己得了恶性肿瘤。“开始，家人都出于好心瞒着我。等我知道后，我就跟他们说，无论是生还是死，都不会因为你们瞒着不说有任何的改变。”程歆坦言，自己已经看开了生死。“有人说，你还没活够呢。那活到什么年纪算够数呢？任何年纪离开这个人世，你都会心有不甘，都会想着还有很多未竟之事。”

事实上，正是这场“绝症”，复活了程歆不甘的文学梦。但最初程歆想到的只是，是时候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回顾，也是时候告诉子女自己这么些年走过来的路了。“我并没有想过要写小说，起初我只是想给子女留一份遗嘱，这遗嘱一写就是两万多字，而写完后，我发现有很多想法都没能写进去，于是我就想到索性扩充了写。这样写着写着，还是发现有很多想法放不进去。而且，我这一生主要与热处理技术打交道，这方面的内容，不要说是普通读者，即使是我的子女都未必会感到兴趣。”而要能在自传式的叙述中加入文学叙事，自然更能吸引人读下去。“在几十年的交错后，文学就这样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我的眼前。”

在程歆的记忆里，他自小就对文字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当身边的小伙伴们还不怎么识字的时候，他已经认得很多字了，而在他们少不经事的时候，他已经读了鲁迅的著作，还有《静静的顿河》等经典名著。“当然，还不只是阅读，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投稿了，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诗歌。不熟悉我的人，就以为我读了很多年书，实际上，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读完小学后就永远离开了课堂，我是自学读的文学书，幸运的是，我能从老师，还有亲戚朋友那里借到书读。”

那时，程歆所在的瓦房店市还叫做复县，他本来有机会进复县文化馆工作。“我家有亲戚在生产队当队长，他就是不给我审核通过，我进文化馆的愿望就随之泡汤了。而要是那时进了文化馆，我的人生很可能大不一样。或许我就不会阴差阳错当了电工，最后进入热处理领域了。要那样，我或许在那时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虽然与文学失之交臂，但程歆并不曾放弃阅读，甚至也不曾放弃文学的梦想。“我记得文革初期，应该是1966年吧，我还往《大连日报》投过诗稿，还收到了退稿信，虽然信上写得含糊其辞，我知道他们不会录用了。自此以后，我的文学，在很长时间里，就算是彻底破灭了。”

这一晃就是四十年。但严格说来，程歆开始写《霜叶红》，却不是在2006年，而是要等到七年以后，而此前他所做的主要是积累素材。“我在电脑里建了一个文件夹，把那些可能用到的写作素材都记下来，那样以后写起来，就相对比较容易了。”直到去年元月1日，程歆才开始真正动笔写这部小说。“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下班以后和早上起床以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写的比较散。之所以历时14个月就把它写完了，是因为经历了那样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对于程歆来说，写作无疑是困难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根本没有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比如有一些词语的运用，甚至一些标点符号的运用，我自己都常常把握不准。”让程歆感到特别困难的，还有怎样才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我承认，这部小说大部分写的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既然是小说，就不能写得那么实。有些地方要写实了就不好读。所以小说后面部分，写到夏风竞标重大项目的过程，于我自己来说非常重要，但这样一个过程，普通读者是不会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虚构了夏风和张小雨交往的情节。这一部分与我自己的经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小说写了程歆真实的经历，但显然没写出全部的真实。这自然有在一部小说里容纳不了那么多真实的素材的原因。程歆自己也意识到，小说里有些章节可以独立成篇，其中写到母亲这部分，他正准备着把它扩成写成长篇纪实小说《妈妈》。而在自己真实的生活中，程歆也不是没有碰到对立的人物，在商场的竞争中，人性之恶难免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但他不想刻意去写这些故事。在他感觉里，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还是要更多与人为善，更多展现人性的希望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