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浪得虚名’的三十年”

   ——“莫言创作研讨会”侧记

“怎样来评价中国当代作家，难有一个现实有效的标准。”评论家吴义勤在 7月11日复旦大学举行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首个分论坛——“莫言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可谓这次会议的一个有效注解。尽管如此，王德威、陈思和、王安忆、谢有顺、张新颖、骆以军等两岸三地重量级作家和评论家的参与研讨，也不失为证明莫言作为被翻译成外文最多、也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的重要标准。

正因为有这份底气，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直言，像顾彬之类的“垃圾论”完全不值得我们做出愤怒和回应。他在肯定莫言创作成绩的同时，也对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中国作家的好，已由他们的作品来做了充分的回应。我们亟需做的是，如何在国际文学的坐标中定义莫言和其他作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其他学者和作家对莫言三十年创作道路也多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评论家张清华认为，莫言的作品能有效地处理中国当代现实，并提供相匹配的文学经验。他还创造了一种异质混成的小说美学，以此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他作品中高度集中的故事与情节，多声部的独白式的人物的语言等，更是为新文学诞生以来所少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莫言的作品重新唤起了中国民间想像的传统，“齐东野语的传统在这些年是被压抑的，但在民间没有中断过，而莫言是重新唤起了这样一种民间叙事。”

评论家谢有顺则称赞莫言是一个有文学故乡的作家。“他有自己精神的根据地。相比现在很多作家写作时精神漂浮的状态，看他作品的时候，始终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终极的命题。”谢有顺表示，莫言的写作体现一种感官的解放，能让我们感觉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耳朵是竖起的，鼻子是灵敏的，连舌尖也是敏感的。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读到很多的声音、色彩、感觉、动作。感官解放之后，对欲望的书写，就显得气韵生动，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东西。这在一些作家的写作中是匮乏的，而这种匮乏最终将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呆滞。

面对这等众星捧月的架势，莫言表现得异常冷静和低调。他坦言，在公开场合听人研讨自己“是人生诸多尴尬之一”。“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场合该表现得冷若冰霜呢还是得意忘形？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麻木，忘掉讨论的那个人是你。”在学者们回顾他的创作之前，莫言即简短回顾了自己“浪得虚名”的三十年，“我记得当年朱元璋在开国大典上曾说，他原本只是打家劫舍，没想最后弄假成真。我也没想写自己童年往事的小说会成功，不免心中暗暗窃喜。如今操练了三十年，是否还得继续下去？最近十多年，我追求变的想法非常明确，在梦里也在变。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不知道自己的戏法是否会变光。总希望在下一部小说里和前一部有区别，甚至希望面目全非。”

学者们自然也对莫言的创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王德威认为，早期“阅读”莫言，时常惊诧于他磅礴的想象力和文字能量，而今当莫言及其他一些作家富有民族特色的表达被符号化了，不免担心它会成为中国文学的负担。王安忆说，莫言的作品好的很好，糟的挺糟，“还好他能在糟糕的地点重新起来。”而评论家谢有顺提出的建议是，莫言要警惕写作中的“油滑”文风，而这也是很多当代作家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个世界太过迷恋搞笑、戏谑、周星驰式的东西，缺乏写作的庄重之心。文风的过于油滑会伤害一个作家的写作。”

对此，莫言回应道：现在油滑似乎成为了一种处世的需要，以至于很多人模糊了油滑与幽默之间的界线。他说：“任何作家在年轻时总是向外看，写爱就爱得热火朝天，写恨就恨得嫉恶如仇。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从而更趋于内向。这些年，我对‘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就像野生动物园，不能全是河马、长颈鹿，也必须要有豺狼虎豹，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于是，我更注重在作品中不是表现‘恶’，而是表现一种与积怨的和解。理性会使人更宽待一些东西，一个作家应该用更宽容的视线向外张望，这样，作品才能超越一般的社会性批判，走向人性的高度。”

莫言和学界、评论界的关系，向为文学界内外关注。几年前，他和评论家李建军的“论战”就一度传得沸沸扬扬。此番研讨，却不见唇枪舌剑，而只见他表现得格外心平气和。究其因，或许在于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已悄悄埋下了伏笔。他调侃道，人们在呼唤出现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呼唤出现空前绝后的大作家。依我看，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少伟大的批评家。大海航行靠舵手，离了舵手，乐得我们在大海上胡碰乱撞。“因此，我们若是没有跃上一个大家所认可的新高度，批评家是有重要责任的。” 本报记者 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