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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弗兰纳里·奥康纳被诊断出得了红斑狼疮。其时,这位生前文学成就已得到认可,死后更被米兰·昆德拉、勒·克莱齐奥、大江健三郎等大师推崇的美国作家,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智血》。她的母亲很担心这个不幸的事实会让她悲痛欲绝——因为同样的不治之症,奥康纳在十五岁那年遭受了丧父之痛,她自己最终也因此病症于13年后,在39岁的盛年逝去——便暂时隐瞒了诊断结果。
奥康纳的病情很不稳定,经常要输血、注射,身体极端虚弱,有时甚至难以攀爬楼梯。然而,小说的修改工作却从未停止。第二年,小说发表,也是在此前不久她知道了自己病情的真相。她预感到,此后她的一生将和父亲一样经历禁食、注射、切割,在一次次手术中一截截死去,直到生命的终了。
我们无从准确判断,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奥康纳的创作。可以确定的是,疾病赋予了她一种超出常人的敏感。日后,在追溯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奥康纳曾说,疾病让我除写作外不需要做任何事,为此我可以藐视我的病,视它为一种福分。本来只能从远处观望的事,现在则可近距离观察。这种特别的“近距离观察”在中国作家马原的解读中,则被赋予了几分邪气。就像奥康纳因为疾病而专注于写作,而在写作中她也不必关心别的事情,只是关注人的邪恶。正是这种对邪恶的异乎寻常的敏感,使她的写作总能在不期然间抵达常人难以抵达的人性深度。
就这样在生命的阵痛中,奥康纳写下一个又一个毫不歇斯底里的故事,并将女性身份与病痛之身可能留下的痕迹剔除得如此干净。她的小说总是在死亡与宗教的背景下展开。在她眼里,既然死亡是人类生存中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一个故事不在死亡或其先兆中结束,是不能理解的。“不管这个故事多么有趣,它总是给我们一点有关死亡的消息。”死亡的无处不在,使她的作品总是充满紧张的气氛,令人震惊,毛骨悚然。然而,作为“坚持死亡是人类经验中主要特征”的伟大悲剧作家之一,她笔下的死亡指向的却是救赎。恰如奥康纳研究专家卡特·马丁所言,她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情节都通向拯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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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乎如此。《智血》就讲了这样一个有关罪与拯救的故事。主人公黑兹尔在一个单纯而又笃信基督教的乡村牧师家庭中长大,他的爷爷是一个巡回传教士。从小,他就希望长大后可以像爷爷那样,成为一名牧师。然而,在当兵出国打仗的几年里,他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在异国的战场上,他一方面努力远离罪恶,使得自己的灵魂“不受政府或别国的玷污”,另一方面却发现灵魂已不复存在。从军队复员后他便企图摆脱自己的宗教信念,因此他离开家乡,去往一座名叫托金汉姆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黑兹尔不但逢人就称亵渎才是达到真理的惟一途径,还公然在街头宣传一个“没有耶稣的新教”。在这个新的教派中,不存在救世主,也没有“可供浪费的血液”。然而,他惊愕地发现,公众对他有关罪恶信仰的谈论漠不关心,而他所宣扬的这种新教竟被一个名叫胡佛·肖茨的人利用,成为骗钱的把戏。在驱车轧死了那个假冒的“先知”之后,黑兹尔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不久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掉进排水沟,最后死在了女房东的床上。
同样是对宗教的质疑和反抗,她的另一部长篇《暴力夺取》的主人公,十四岁的少年弗朗西斯·塔沃特刚出生不久,就被他的舅老爷老塔沃特绑架至蛮荒林区的一个农场,并接受了洗礼。老塔沃特死后,无依无靠的塔沃特搭车到城市投奔他唯一的亲属雷拜舅舅。雷拜是个极度反宗教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拒绝让自己患有精神障碍的儿子毕肖受洗,而且还打算把塔沃特从虚幻的宗教世界里拯救出来。但最终,毕肖在受洗时被淹死了,而搭车前往树林的途中,塔沃特被一个青年男子迷奸。塔沃特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启示。他毅然决然地烧毁树林,前往城市,去拯救上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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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康纳面向神而吁请的“拯救”,最终的结果却常常是无望的救赎。这种“救赎”因主人公命运的悖谬而更显残酷和惨烈。这在她此后的短篇写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善良的乡下人》中那位聪明而骄傲的无神论者,拥有一只木腿的三十岁未婚哲学女博士,只要远远看着那些“年轻的好男人”,都能嗅到他们身上的愚蠢,处处看到“人生的虚无”,却最终被更加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位圣经推销员将尊严蹂躏殆尽。
而在《救人就是救自己》中作为反面人物来体现的那个独臂人,起初也因所谓“健全精神”、“追问人生”与强烈自尊惹人同情博人起敬,却终于轻松到令人惊叹地用智障的新婚妻子换取一辆跑路车。奥康纳就这样“无所顾忌”地撕扯着生活的陈词滥调,《好人难寻》中寻“好人”的老太太简直是出门寻死,《河》中的小男孩因受洗而受难,《临终遇敌》中那位战争历史的活化石恰因忘却历史而生,因忆起历史而死……
在奥康纳的故事里,主人公因他们的尊严而受辱,却并不因持有尊严而比他人高贵。她笔下的孩童邪虐,老者不尊,乡下人不善良,口吐真理者杀人不眨眼。或许在她看来,通往善的路往往只有一条,而通往作恶的方式却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善的模式,我们常常只满足于一句掩饰善的真实面目的词语。对于恶的模式,我们多数人却已学会无动于衷,我们紧盯着恶的面貌,却常在上面发现我们咧嘴笑的反影,因而并不与其争论。因此,唯有在小说中决绝地展示作恶,才可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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