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代表作家

图森：写作中，我是个寂静的观察者

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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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是个庞大的工程，不如先从写作开始，它同样可以提供满足感。”假如不是受法国导演特吕弗所著《我生命中的电影》中这句话的启发，而今已然成为“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代表人物的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将给我们呈现怎样的生活图景？答案或许只有谜一样的图森自己才知道。成名后被问到早年的创作，这位现年52岁的作家总是以一成不变的口吻说道：我喜欢的是足球和电影。大学毕业，我想从拍电影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对一个一没钱，二没知名度的愣头青而言，这仅仅是个梦想。

于是，图森遵从大师的建议暂时搁置电影梦，着手把自己的剧本改成小说。他毫不犹豫地长时间加工他的作品，尝试用各种方式、各种人称描述同一事件。5年之后，他终于有勇气将自己的处女作寄给出版社。遗憾的是，他收到的总是拒绝信。转折出现在1985年。他的第二部小说《浴室》在遭到无数拒绝之后，被午夜出版社的老板热罗姆·兰东看中。幸运的图森终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此前，午夜出版社的图书从未能够既叫好又叫座，《浴室》打破了这种惯例，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并创造出一天卖出55000册以上的奇迹。

从此，图森“扶摇直上”成了文化批评界的宠儿，他的书被翻译成20种以上的文字，他在日本的影响不亚于当红的影视明星。据说，当他走进博物馆时，连看门人也能叫出他的名字。他也终于能够借着酒兴在给新小说家排名时，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和另一位小说家艾什诺兹并列，排在继贝克特、杜拉斯、罗伯-格里耶和西蒙之后的第四位，当然他也实现了自己当初拍电影的梦想，只是迄今为止他拍的3部电影作品：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先生》(1990年)、改编自《照相机》的《塞维利亚人》(1993年)及惟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而专门创作电影剧本的《溜冰场》(1998年)，声誉都赶不上他的小说。

尽管如此，他终究没能实现当一名足球明星的梦想。在最近出版的小说《齐达内的忧郁》中，他却过了一把“足球”瘾。从他那声“齐达内的忧郁就是我的忧郁”的呼喊中，不难听到当年福楼拜“我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回响。小说演绎了2006年柏林世界杯的夜晚，法国球员齐达内一头撞向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事。就是在那个柏林的夜晚，图森深刻地感受到齐达内的忧郁，暴力的忧郁和艺术的忧郁血脉相通。他说，我就是齐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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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小说家的图森不止是“齐达内”。在小说中，与其说他意图阐释齐达内的惊世一撞，不如说在阐释自己笔下或者是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在疲惫和压力带来的迷醉状态中选择的逃逸。这恰如他在小说《自画像》中所呈现的，在这些自画像中，他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时是作家，有时则是普通的旅行者。图森总能找到一种契合那个地点的特殊的镜子，从一些细小而有趣的细节出发，进而更加奇特地观察自己。

小说《浴室》一开始，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就躺在浴室里，无所事事，胡思乱想，过着一种平静的抽象生活。他经常几个小时地观察浴室里的一条裂缝，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有时，他又试图获得其它的经验，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自己的脸，同时盯住手表上移动的指针，但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从来就是毫无表情。这种寂静以至无聊的“毫无表情”，同样漫溢在随后的小说《照相机》、《电视》、《迟疑》中，及至以日本为写作场景的《做爱》依然讲述的是发生在东京一家旅馆内的静态的故事。直到在以中国为故事背景的《逃跑》中，小说才“动”了起来。人物场景始终在移动：在火车上、在摩托车上、在飞机上，甚至在奔跑中。用图森自己的话说，这便是他所追求的、称之为“激情能量”的永不停止的运动。

纵使有此种变化，小说主人公们的忧郁和冷漠却是一贯的。他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却时不时地被一些细节纠缠，那些被夸大了的无足轻重之事最终让他们陷入了焦虑之中：世界或是浓缩于一间仅仅几平米大的浴室—这一空空如也、再平常不过的地点；或是被填进人们每日相对以至万念俱灰的物品—电视机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崇尚贝克特和卡夫卡的图森给“新小说”找到了一个出口，它不再只是在文本内部试验，又重新回到了关注人类存在的困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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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称：图森的小说中有一种让人着迷的世界观，它既不是乐观的，也不是悲观的，而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却是在今天才被揭示，它的新颖在于它超越了一般的反应论和表现论，并且以简洁的方式使小说回到了艺术当中。

对图森来说，小说的简洁有如中国的书法艺术，看似简单的一笔，不过就那么一挥，但书法家却要为此要付出一生的精力。确乎如此，对写作，图森有着近乎神圣的苛刻。处女作《先生》便是修改8次后完成的。他把写作比作建造房子，必须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起来。垒的过程中，有时他后退两步，看看整体效果，再决定放上第三块砖还是将第二块砖取走。“有时候我越是工作，保留的东西越少，”

不仅如此，他在小说中刻意抽离政治、经济、文化的宏大背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意义，很显然，在图森看来，现实既不是充满意义的，也不是无意义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己，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应当给巧合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因为各种巧合、奇遇，现实才成为被关注的和诗意的。

或许，这正是避免触碰意义的图森从另一个角度在谈论所谓“现实的意义”。恰如在《齐达内的忧郁》中，图森最后得出了一个有悖常理的结论——齐达内撞人的动作没有发生过？因为现场没有人看到，我们是通过电视画面得知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事实？当媒介执著于当时马特拉齐到底对齐达内说了什么的时候，图森却让我们思考：虚构与现实哪个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