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级时，每个星期我都要去大伯家陪他说话。

当时，大伯在矿井里遭遇冒顶，脊梁骨被一块矿石砸断。在简单治疗后，他被送回到家里，下半身瘫痪了。躺在地下一层的房间里，更多的时间都只能一动不动，翻个身都需要人帮助才能完成。说话时，他爱用细而长的手指捋头发，长长的指甲是苍白的。

发蒙前，大伯送了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本新华字典，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礼物。“好好学，做个有用的人。”大伯笑着摸着我的头，是那种爱护中带着爽快的笑。念书后，我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这让他觉得心里颇有宽慰。我坐在他的身边并没有话，他问一句，我只是低头回一句，在我心里他仍然是严肃高大的伯父。

年小的我不知道，他可能不会康复了。在我一次次的探望里，他的双腿逐渐萎缩，只剩下两截木头一样的皮骨。夏天暑热，他的苦痛便加深了，覆盖他瘦小身躯的被子开始散发出腐肉的味道，褥疮增加了，很多地方烂到了骨头。在背部的创伤处，烂掉的肉里生出蛆来。伯娘哭着给他换药清洗，站在旁边的我眼红着，心里像被什么吃掉一样，那么痛。

遥远的矿难残害了健康的身体，又将生命抛回山村，所有的痛便都发不出声音来。曾经高大自信的大伯，躺在床上紧闭双目，疼痛渗出的泪沾湿了眼皮。而我只能站在他的旁边看着，看着他生不如死。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察觉无力感——心里憋着劲，却只能难过罢了。

大伯的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他盖的被子上脓血的痕迹越来越重了。日夜不休的痛楚，使得他变得烦躁厌弃，站得很远都听得见他的吼叫与呻吟。偶尔，他会骂堂哥，骂他不务正业，不好好念书。碰到我去看望，他会变得开心，宁静下来。

“雷娃子来了哈，伯娘给你找好吃的了没？”他告诉我，脊椎被矿石砸到的地方已经烂空了，命将不久矣。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他所经受的超出了我幼小心灵理解的范畴。

第三年的秋天里，大伯在嚎叫了几天后的夜里忽然没了声音，在躺了三个秋冬的床上，泪痕还未干的他死了。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他的灵堂前，听着歌郎对他生平的好评，泪水不停地落。

到今年，伯父死了十余年了。大年初三，编辑忽然给我电话，让我做一个老家矿工群体的稿子。我应了下来。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走遍了镇里的山沟沟，死伤的矿工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在一个四五十人的院子里，死去的矿工就有五人，大量的家庭失去了丈夫、儿子和父亲。但那些幸存下来，又都在顽强地活着。下身瘫痪的王多权在床上已经躺了16年，同样瘫痪的高章平如今已经学会自立做各种家务了。

苦难都是一样的，我是说他们就像我的大伯，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在黑暗里哭喊挣扎。他们褪去了曾经作为建设者的骄傲，在日渐人稀的山沟里无声地生死。我对他们感到熟悉。我一家家地经过他们，将他们几乎一样的故事丰富到我熟悉的印象里。

写稿的时候，我终于崩溃。加之回家水土的不适，我肠胃疼痛了起来，全然无法宁静。但这并非主因，我懊恼地发现心里有种东西在抗拒我原本期许的平静叙述。整个白天和晚上，我写了不到三百字。

熟悉的东西是无法表达的，因为你早已默认并接受了它的存在，熟悉渐变得模糊，模糊得只剩下一种彻骨的感受。在我心里，记者所要的精准和客观和这种感受在我心里激烈地交战，一个要冷静客观，一个想要为我伯父一样的人歌哭。

此前，我曾写过很多类似的报道，其中两篇还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对于陌生的事情，记者似乎可以超然事外，调度剪裁他人的人生，以展现一个更好的故事。但这个报道，我无法站在这些人的苦难之上，俯瞰这些悲喜。我承认，我心中有个结。

最后的结果，是我草草进行完了自己的写作，便呈交给了编辑。然后，被骂被修改。 整个年里，我都闷闷不欢。做矿工的是吾兄吾父，但我却没有表达出他们生命的悲惨和韧性，内心抱愧。

正月初八，是给伯娘垒坟的日子，寡居十余年的她一直艰难度日，但最后还是受邻居欺负，未得善终。唯一安慰的是，经过十余年的分别，她又和伯父团聚了——他们埋在一起。

垒好之后，我蹲在伯父的坟前给烧纸，心里想起往年伯父的样子。干燥的火苗腾起灰烬，飘荡在坟墓周围。阳光温和，坟头已经风化，长满了衰败的杂草。当年垒坟栽下的树苗，如今已有碗口粗的树干了。

    矿难的伤疤：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 http://www.infzm.com/content/6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