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似乎已成魏晋风度之后另一文化群体的高峰。他们身处文化交融、政治纷纭、家国罹难的乱局，有人坚持传统，在故纸堆里为旧学招魂；有人主张西化，甚至不惜将数千年道统推倒重来；有人企图融汇东西，创造一种符合现代文明的新文化……，这些文化先贤的努力，成就了民国学术、文化的无数重镇。而知堂，无疑是其中之一。

知堂对我的意义，不在他的文学主张，更不在他的文化主张。我看重的，知堂感染我的，是他通过渊薮的学识，倡导构建的类似《世说新语》那样一种民国范的文化风度。八道湾的宅子，自把鲁迅逼走后，就成了知堂的私宅。民国时北京大多平常人家的四合院，天井都低于宅外道路，一入夏，霪雨连绵，经月不开，四合院往往成了小池塘，给生活、交游造成诸多不便。知堂在与孙伏园的通信中把这样的雨称为苦雨，一下子便诗化了极日常甚至不便的生活，把我们迅速带入一种安静的文化氛围中，八道湾的宅子也便成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苦雨斋。本以为熬过北京奥运会，这座文学史上比林徽因“太太客厅”更璀璨的老宅子可安稳地长栖在整体保存尚可的胡同群中，可北京金融街西扩，竟然把三十五中学拆迁转移到八道湾胡同，媒体前年掀起的保护鲁迅故居之战，即知堂的苦雨斋。可惜，可恨！一切都是徒劳，从西四北头条经平安大街保护过来的老胡同，又有一大片早被夷平，苦雨斋总算保留了下来，尽管孤独，但在日日的书声中，或会找到一些慰藉。

知堂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新天地。魏晋一朝，儒道式微，黄老大兴，文人放浪形骸，谈玄服药，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人性自觉的颠峰，留下了足供万世朝宗的以“蓬莱文章建安骨”为表征的庾、鲍诗派。在苦雨斋被风雨耽搁的大把时光里，知堂畅舒文心，写出了数百万计的文字。他不激不砺，遥接晚明以张岱诸人为代表的性灵一派，倡导白话小品散文，蔚成一家，是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明珠。他教给我们写作的关键法门，文章都不长，往往只谈一个话题，古今中外，人物品藻，交游纪行，甚或许多学术命题，皆娓娓流淌，兴尽处戛然而止，绝不留恋、拖沓。我喜读这样的文章，无论什么内容，都那么谦和，不做作、不激越、不卖弄、不强加于人，尽管许多观点并不赞同，甚或反对。知堂行文，还有一大特点，多会随意说说当时心境，很自然将我们带到一种情感共通的阅读气氛里，似乎可与他同在文章中放松地信马由缰。烂漫之极，归于平淡，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应就是知堂的写作状态罢？这亦是我所仰慕和追求的。那段时间，知堂将他的近千篇文章分别成集，根据内容赋予了极雅致、极有学问的名字，比如《谈龙集》、《谈虎集》、《雨天的书》、《苦竹杂记》等。民国时期文人的作品集名称大都深具文化色彩、情感色彩，有的流传千秋，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绝不似当下许多作家的文集冠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类伪文化、假传统的外衣。只须看到《雨天的书》这类集子的名字，便感到作者以深厚文化学养营造的一种人文感极浓的阅读情境。
 

知堂在当时的文坛，具有极高的位置。除了倡导白话文、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使其名震文坛外，我更关注的，是他引领了以冲淡平和为美学特征的小品文主潮，培养了耀眼的作家，俨然一派大宗师。比如：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的废名。无论知堂顺流、逆流，都谦恭地执弟子礼的德清俞平伯先生，将知堂的风格由冲淡拓展到甚而枯涩。我初中时期便在平伯先生这样略显枯涩的文章中接触到文学的灵魂，影响了我的文学阅读审美价值建构，比如《陶然亭的雪》开头写道：“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又如《冬晚的别》中：“我俩有一晌沉沉的苦梦，几回想告诉你们总怕你们不信。这个沉沉只是一味异乎寻常的沉沉，决不和所谓怅惘酸辛以及其他的，有几分类似。这是梦，在当年已觉得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亦非今日追寻迷离若梦之谓。”我私以为，这正是民国散文最上乘的境界，对自然的描摹中深藏着一个极文化、极情感、极冲淡的性灵。深读知堂，才知道平伯先生的出处。与废名、平伯相比，知堂似在更高的山巅，他的笔下，无论描绘平沙落雁、南山秋菊，还是评说历朝典故、民国时政，都幽隐着、散发着一种涩涩的凄苦，竟似昭见了未来的大悲哀。

日本占领北平，绝大部分教授、文人一一南迁，知堂不听劝说，不但滞留北平，竟在日伪政府任职。大浪淘沙，终于暴露了知堂满腹经纶后面脆弱的气节、贪婪的底性，不特晚节顿失，亦让他付出了牢狱代价。追究变节原因，还是可寻得些根源。知堂留洋日本，对日本文化向来推崇，内心总有一种维新后日本强于中国的判断，许多文章一再提及，扬日抑中，不可理喻，并因此滋长了对日本的谄服。知堂性懦弱，易屈从，对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不加判别地盲从也是其叛变的重要原因。苦雨斋原是鲁迅为全家在北平安居买的宅子，羽太信子为独霸此宅，在知堂面前数次诬告，竟不惜抛出调戏说，终致知堂震怒，兄弟反目，鲁迅出走。从文化角度看，知堂投敌，恰证明了他一系列观点的谬误。知堂自小研旧学，对其相知深，反对亦切，甚至反对祖先崇拜，否定人伦。他过于轻易地与儒学为敌，在对儒学的轻浮解构中一味地批驳攻击旧学的劣劣，忘记了孔子修身齐家的祖训，忘记了孟子关于大丈夫的立场，忘记了王阳明格物致良知的心学，更不具备同时代钱穆对国学的一往温情，而这些传统似乎都非他笔下描说的那样丑恶不堪。儒家关于立德、立言、立功的价值规定，都在知堂的反对中消遁，最终引以为豪的东洋学问主宰了他的人生道路，使他几乎再难回头。

韶华易逝，我已在去往中年的途中，时时想到知堂。一个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后却身陷牢狱、处境颓唐的老人，亦曾在出狱后经历冷眼旁观、师友俱畏的悲惨晚年，他无奈地躲在心灵的苦雨斋中，再不能行云流水，任意挥洒不世的才情，只能隐忍着，用他那学富五车的经纶留下深含无限辛酸的经典译著……。或真是看惯了沧桑，面对知堂，我的笔下竟不觉少了些批判，多了些宽容。深秋时节，潇湘风雨起时，凄凄如晦，捧起《雨天的书》、《谈虎集》，这些知堂以变节前尚纯洁的生命编筑的结晶，学养深湛，洞幽烛微，依然宁静温婉，依然名士风流，让我略感孤独的内心触到浓浓的文化暖意，还连带着一丝莫名感动，这或正是知堂的于我的价值罢？

秋官2012年10月20日于湘西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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