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假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子,可以说是胜过所有节日的日子,因为在远离父母家人的时光里,那代表着希望、团聚、亲情、温暖和爱。

   十年下乡生活,回北京探望父母的假期也有六、七次之多,因为每到一年或稍长些时间,我会想家想到心痛,并毫无“觉悟”的找领导请假回家,“声情并茂”,“涕泪横流”。因为不在农业连队,又不曾担任任何职务,我请探亲假的难度比起在连队干农活的知青和知青干部们似乎小得多。

   探亲回家的路程是要遭不少罪的,一是路途遥远,从七台河坐小火车到牡丹江,再从牡丹江转车到北京,记忆中要两天一夜。逢到春节、十一等节假日前后,一是买不到火车票,二是买到车票也没有座位,常常是两脚沾不到地的挤着,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火车上闷热空气恶浊无比,加上我晕车,那时又瘦弱,所以我每次都咬紧牙关,在心中默默鼓励自己,到北京只要还有一口气,能抢救过来就是胜利!

   后来到了大兴安岭,改由大杨树乘小火车到齐齐哈尔,再由齐齐哈尔转车到北京,旅途时间差不了多少,但因为开始有D与我同行,再后来有了儿子就开始“奢侈”的买卧铺票,状况就好多了。(那次“恶梦般的经历”除外)

   第一次享受探亲假是在团文艺宣传队时,记得是个夏末初秋的日子:

   火车刚到丰台,我就打开车窗把头伸到窗外,任秋风狂吹着我的脸,我的头发,我深深地大口地吸着窗外的空气,心里觉得好亲切好亲切……

   因为没有告诉母亲,因此也没人接我,走出站台,走到大街上,一种浸入心脾的对故乡的爱对首都的爱满满的充溢着我的胸怀。那时候尚在文革中期,表面上如火如荼的“群众战争”已转入中央内部争斗,当时的北京也还很封闭,外地人不多,外省市的人到北京办事都需要县以上的证明,北京的适龄青年又都参军、下乡在外,只觉得街上的人很少,映入眼帘的是北京人一水儿的白衬衫,无论男女。女人也大多穿长裤,少数穿裙子的不是蓝就是灰,很少别的色彩,那种朴素大气却也别具一格,只有墙上的大标语是红色的,血红血红的,分外扎眼。

   每次的探亲假一共仅有14天,因此每一天的时间都分外宝贵,可是越怕时间过的快却越是快,我每次回京探亲,父亲都会赶回北京和我团聚几天,姐姐在三河县上班,离北京近,也能见到,只有哥哥尚在阜新,不能轻易回京,是见不到的。

   母亲除了在家为我改善伙食外,还会带我到外面餐馆吃饭,给我买这买那。后来弟弟返城先我而回北京,他在北京饭店工作,因为我爱吃蕃茄大虾,他就让厨师做了,用饭盒装了带回来让我解馋,那可真是好吃啊,似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再没吃到过如此的美味。除此之外,家里人还得满足我要这要那的欲望,母亲说,每次我走以后,她和弟弟兜里的钱都被我花得一干二净,不得不节衣缩食,熬到月初发工资那天。

    第一次探亲假临归队前,母亲劳累加难过,血压骤然升高,躺在床上头晕呕吐不止,我实在不忍心走,冒着受批评的风险,给文艺宣传队的头儿发了电报,至今我还记得那电报内容:临行母昏倒,不能按时归队。

    另一次探亲假是夏天,我仍旧没有座位,一直汗淋淋的挤站在诸多知青们中间,头晕、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时听到有人叫我:“二姐,二姐!”原来是我家邻居,里院春福,他也在东北下乡,但和我不是一个团。他挤出来去厕所,看到了我,连忙连挤带拽把我送到他的座位上,并且把他的馊了的汗渍渍的毛巾递给我让我擦汗,在他的照顾下,我得以平安抵家。

     也还是这一次,我的假期快满时,接到宣传队的一封电报,让我买发酵的酒酿。虽然不知是买什么酒酿,是公用还是私用,我和母亲还是高兴坏了,因为可以名正言顺的延期归队了。但后来的具体情节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延期归队后队长王文华问我:第二封电报让你不要买酒酿按时归队的电报收到没?我吃惊的说:“没有啊?!”王文华对其他队员说:“我说了吧,这第二封电报她肯定收不到!!”言外之意是我撒谎了……我当时窝囊坏了,辩解也无用,我确实没收到嘛!好在王文华这个人不左,很有人情味儿,我并未因此受到批评指责。只是现在想想,那电报肯定是母亲藏起来未让我看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