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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建筑领域早已是贪腐案件较多的地方，至于从何时开始，又会止于何处，恐怕无人说得清楚、道得明白。不过，笔者近日读到一位网友的文章，提及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就暗藏着一位贪官，颇有意味，颇值思量。

　　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使岳阳楼名满天下，也使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随着《岳阳楼记》而名扬四海。滕子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朋友，两人同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滕子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无著名地位，亦无显赫名声，是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而且还冠上了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因为《岳阳楼记》一文中说他在贬官一级后，“不以己悲”，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把偌大的一个岳州治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事实真的如此吗？透过史料分析，历史上的滕子京并非如《岳阳楼记》中的所溢美的那样，据《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用公使钱无度”，曾“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竟以销毁收支凭据的卑劣手段拒绝查勘。最后幸亏有在朝中极有话语权的范仲淹“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

　　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真正做到“勤政为民”“造福百姓”，相反，他挖空心思，别有图谋：一方面借重修供几个达官贵人、乡绅们在上面饮酒作乐、玩赏风景而别无大用的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另一方面，他又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重修岳阳楼之名，四处搜刮钱财，乘机贪污大把银子。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一千文），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司马光·涑水纪闻》）  这一切，无不证明滕子京在岳州仅是以修岳阳楼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罢了。

    只不过此时的滕子京，由于仕途历练、官场打磨，不再赤裸裸行贿索贿而已。人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实，贪官爱钱，也贪之有术。这次滕子京贪污手法比在泾州更为高明。他打着“修岳阳楼，不用库钱，不敛于民”的幌子，颁布一张公告，让那些债主们将多年催讨不回的陈年旧账的借债人报给他，由他派人催索。讨回的钱不归债主，要献给官府重修岳阳楼。试想，那些陈年旧账，反正老讨不回，债主们卖乖讨好，自然多数乐意。而借债人多数惧怕官府，见官家追账，无可奈何只好交钱了事。滕子京就这样凭空聚得了许多金钱。他吸取了泾州贪污要查账的教训，不设会计出纳，亲自掌管这笔钱，既当会计出纳，又当修楼的包工头，其如意算盘不过是----只有自己经手，无人清楚内幕，即便犯事也“死无对证”，就好似“狗咬刺猬无处下口”一般。俨然，此刻的滕子京已是贪污老辣高手。

　　或许，正由于他贪污手段高明，不是贪污国库银两，也不是贪敛百姓血汗钱，且把岳阳楼修得极为壮美华丽，金碧辉煌，加上有京官范大人为他写了楼记，替他鼓吹“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政绩。自然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加上没人举报、没人查办，称赞他是能人好人之声一时多多。可惜的是，黄粱美梦终难圆，不久还是被人发现了马脚、找到了踪迹，使得贪腐行径、敛财劣迹大白于天下，很是悲哉。

    由此看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不啻是千古名言、万世道理。为官者，倘若不能为民做主，确实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其位，不能善谋其政，不能造福百姓，不能福泽四方，国家要这样的官员何用？社稷要这样的政客何益？民众要这样的“老爷”何必？古代如此，现在也莫不如此。

    古代重修“岳阳楼”能挖出一位贪官，今天各地又有多少“岳阳楼”在新建、在重修、在翻盖，其中是否也隐藏着某些贪官污吏呢？我们没有证据，不敢妄言，但仅从媒体披露的落马者身上，却也能看出建筑领域的水很深、水很混，颇有藏污纳垢重灾区之嫌。这种现象，值得各有关部门或上级领导警惕和反思。毕竟，盖楼疯狂，不能让贪官也疯狂。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