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黄遵宪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中对日本“国学”的介绍
    
    编辑《章太炎讲国学》的张昭军在论及国学概念时没有明确指出是黄遵宪首次提出“国学”概念，但是，将黄遵宪《日本国志》介绍日本“国学”这个事实在时间排序上列于最先位置。他的依据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到“近世有倡为国学者”这样的说法。 为了考辨《日本国志》之国学概念问题，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一文对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国志》全文进行检索，发现有9处涉及“国学”这个概念，其中有5处为介绍或涉及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 虽然黄遵宪介绍了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但是，当时中国学者，包括他自己都尚未意识到把国学概念从日本学术中剥离出来，以分析中国固有学术。该文认为：1887年黄遵宪完成《日本国志》的时候，中国社会仍然相当保守，以至于他虽努力向朝廷推介，但该书还是因为受到李鸿章等权臣阻挠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甲午战后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黄遵宪仅仅是在中文文本中引进了“国学”这个概念，其内容仅指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黄遵宪在撰写《日本国志》时缺乏提倡国学的主观意图，因此，他并没有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
    
    ㈡ 梁启超最早采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撰写《中国史序论》，第一次在公开媒体使用“国粹”一词， “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1902年梁启超又致函黄遵宪，谋创《国学报》，黄遵宪则复函建议撰写《国学史》，称不宜过度提倡国学，应开大门户、迎纳西学，国粹主义应该缓行，待中西融合之后，再倡国学之复兴。数月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该书结尾数次提到“国学”，“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卢毅认为梁启超是国人中最早将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刘梦溪认为：“尽管我不能断定，任公先生1902年关于《国学报》的构想，是否就是晚清之时的‘国学’一次的最早出现，但在时间上是非常早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梁启超是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者，由于任公特殊的政治和学术身份吸引的目光，由于他对时代变迁把握和保种存学的大声疾呼，使得任公所倡导的国学概念迅速流传，所以梁启超最先提出“国学”概念一说影响甚巨。
    
    ㈢ 吴汝纶、罗振玉于1902年采用“国学”概念
    
    田正平、李成军在《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一文中提出：按照桑兵在1999年出版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的观点，最早使用国学概念应当始于1902年8月，主要是赴日游历(如吴汝纶)及流亡者接受日本朝野人士的意见，借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桑兵的主要依据就是古城贞吉劝吴汝纶的一段话：“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但梁启超最先提出“国学”概念的说法也源于1902年秋梁黄之间的书信往来，时间上稍晚于吴汝纶，而桑兵在2001年出版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将梁说置于吴说之前，可见桑兵已经注意到吴说证据不足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类似的还有罗振玉在1902年也到日本考察，在其《扶桑两月记》一书中也提及“国学”，通过考察《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是“孟春三日发东京”，孟春即阳历三月，那么从时间上来说是罗振玉采用“国学”都比梁启超和吴汝纶早了，我们是否可以认定罗振玉最早采用“国学”概念呢？情况并非这样简单。
    
    ㈣ 1900年及以后在上海出现“国学社”
    
    桑兵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还指出：“据说1900年王钧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后一事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1905年以后。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1903年已经成立。”但据宋原放等主编《上海出版志》记载，国学扶轮社成立于1902年。不管国学扶轮社成立于1902年还是1900年，有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国学”一词已为时人接受与认可，并以成立社团的形式来保存、研究和传播，一个学术概念从被发现、接受、采用到以群体的力量推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至少应该在1902年以前，那么国学扶轮社的主要成员在此以前必定采用了“国学”一词，在此并以之为社团核心内容。这样的行为与梁启超、罗振玉、吴汝纶等人只在思想上以文章为载体来提倡国学是否更具有说服力呢？
    
    ㈤ 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最早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
    
    此外，2009年田正平、李成军在《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一文中说已经查到最早试图学习日本，提倡国学的是屠仁守，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在《时务报》30册刊出的《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最早提出。屠仁守意识到当时严复在《辟韩》一文中宣传民主等主张将对中国固有之儒学及其伦理秩序带来威胁，因此，该文结尾处响应《时务报)22册发表的译自日本《东华》杂志的文章《汉学再兴论》，提出：“昨读译《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为之踌躇四顾，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犹能言修身齐家，设立教育之当取法；犹知尊《论语》为纯然道义之书，并推存亡消息之理；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我方靡焉欲步其后尘，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贬圣贤以尊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经史而建东洋之政策。两册鳞次之间，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田正平、李成军以这条史料为基础，提出：“这里的国学一词已不仅是对日本国学的介绍，已具有学习日本、复兴中国传统学术的含义。”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在一年以前，罗检秋在《<国学与汉学>——清末民初学术传承的再探讨》一文中已经发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最早出现于戊戌维新时期，比人们注意而且阐述较多的国粹派国学更早。……从现有资料来看，至迟在戊戌前夕，国学一词已经传入中国。屠仁守撰文驳《时务报》所载严复的《辟韩》一文，提到《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中日本学术界有‘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说法。在戊戌新旧之争中，日本学者的见解成为保守士人排拒西学的根据。不过，他们仅知国学一词，尚未从学理上、思想上加以阐述。几年后，有关国学的言论渐多，但多出自维新派、国粹派等趋新人士，国学因之获得新的思想内容。”我个人倾向于罗检秋先生的观点，认为屠仁守最先采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的证据还不充分，屠虽然将“国学”一词作为文本引用，但在《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中 “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主语应是日本而非中国，文中虽有学习、借鉴该词之意，但并未明确指出该“国学”即为“中国学”，或者说屠仁守并未明确将“国学”一词从日本学术中剥离出来代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所以田正平、李成军《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一文结论或失之武断。
    
    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学”一词的渊源基本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该词本为古中国所有，但近代意义（即中国固有之学术）则是由日本传回。在日本，国学本为江户时期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相当于中国的朴学和汉学，当时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号称“国学四大家”。日本的国粹思潮最早出现于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不顾国情，极端推行欧化主义，外相井上馨提出“要使我国化为欧洲的帝国，要使我国人化为欧洲的人民”，甚至有人提倡改换日本人种，废除日本文字，这一举动引起很多日本人的担心，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丹等人成立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意欲反拨当时疯狂欧化的倾向。他们认为国粹是：⑴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⑵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⑶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值日本欧化主义和国粹主义对垒之际，这对东游的中国学人必定产生较大触动，由此催进了国人的文化自觉。“1898年底，梁启超在横滨创《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这里的亚粹显然是脱胎于国粹一词。”至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序论》发表，国粹一词被正式移接。
    
    关于谁是“国学”概念的最先采用者的问题，由于没有较强说服力的史料，只好暂付阙如，现在我们只能大致推断维新运动前后“国学”的概念已为一部分国人认识和接受，直到1900年~1902年“国学”概念被较多采用和推行，此时提倡“国学”的学者才规模地出现在思想和行动领域，“国学”开始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工具”和传统的“思想资源”影响着以后几十年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换个角度来看，由于近代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信息接收转输效率的提升，“国学”概念在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传播和被采用是普遍的意愿和历史事实的达成，以“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举措，虽然这个一般动作发生必有其物理时间的先后，但可以肯定它们的差距十分微小，我们在这里考证谁最先采用“国学”概念的意义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流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那么我们去探究“国学”这个新名词产生的时间也就包含着探讨新的思想体系中的“国学”思潮是从何时开始扩展中国人的思想空间的命题，这对考察“国学”在文化思想史方面的意义不无裨益。“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张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结编织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因此，要认知各种近代新思想，测量其社会化程度，就不能不从总体上考虑这些新思想所包涵的各种重要的新词汇、新概念的形成、传播、和社会认同问题。”自《儒商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