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本变得十分富有，因为日本公司不仅赚了钱，还占有市场，但日本人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富应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

大多数日本人仍住在“兔子窝”里，在塞得满满的新干线火车里花很长的时间去工作。在办公室长时间的工作后，在极少的公共娱乐场所，如公园、社区中心和其他娱乐休息场所，才可以有一番享受。

日本很富有，但普通日本人在住房、娱乐设施和总体生活品质等方面，都很不尽如人意。似乎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有鸿沟—国富民穷。日本的财富是一个神话，而人民的贫穷则是一个事实。

在住房间题上，日本在生活舒适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日本，大约2.8％的人住房少于两间，而同一房间里却往往住了两个人以上。日本人的房间通常很小，而且经常是些又旧又破的建筑，或虽然新却很少是现代化建筑，而多为公寓建筑。在这两种情况下，房间小，天花板低，墙薄，以至于隐私成了奢侈品。那里也很少有抽水马桶、中央空调或其他相应的设备。每100户才有17个水供应点，在这点上，日本还不如拉丁美洲。

今天日本城市下水道的扩散率平均只有26％，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则达60～100％。从每个城市居民占有停车面积方面来看，日本的生活空间低得惊人。在纽约、伦敦、柏林，每个人为20到 25平方米，墨西哥、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为10至15平方米，而日本的主要城市东京、横滨、大阪和名古屋只有1.2到12.9平方米，全国人均才只有区区2.7平方米。

日本人为他们最基本的必需食品支出过高的费用。稻米的价格比美国米贵5倍，比泰国米贵7倍。这是因为政府给农民支付高额补贴，以保证握有大多数选票的农民投他们的票。

日本人坚持他们在米供应上自给自足的政策，政府向进口稻米征收高额关税。无论何时，自民党政府只要一提出提高税率和允许外国米进口，位于东京的农民协会必定发出强烈抗议，并举行街头示威游行。在我履职期间，无论何时我到外务省去，都经常看见人群发出高呼，抗议政府允许外国米与日本米竞争。

进口小麦和面包明显贵于那些非进口的；水果蔬菜都以昂贵的价格出售，包装起来像一件珍贵礼物的一个哈密瓜或一串葡萄的价钱，是产地国的5倍；鱼与其他海产同样昂贵。

有时我真想知道普通日本人如果住在东京，以他们区区的薪水怎么能在如此昂贵的生活消费中生活下去。只有极少数特别有钱的人能住得起东京，大多数人生活在离东京2至3小时车程的地方，那里的东西与东京的标准相比要便宜些。

日本的消费者一般都未意识到消费者运动的力量，像在西方国家甚至在新加坡那样。在日本期间，我几乎看不出日本消费者为反对涨价组织自己的消费者协会的迹象。他们更为消极，很少有人敢领头，因为无论是为了什么事，当出头鸟都不是日本人的传统。

国家的财富与日本人平均生活品质之间的鸿沟，屡次受到外国观察家和反对派政客的批评，甚至连主要的自民党人也提出过这个间题。田中角荣任首相时，提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即重振廉洁，重建国家，给日本一个优美的环境；但这个梦想破裂了。他的继承者也提出其他一些野心较小的计划，但也只能在国家基本结构和社会上层寻求一些改进。在此，惟一的问题是这些计划很少有被执行的，而且这些改进来得也太慢了。

民主党菅直人首相一上来喊要为民族经济和社会制定一项长期规划，这个规划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日本人民的生活品质问题。他注意到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不会影响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公司的繁荣兴旺。

但这次东日本大地震一看便知，日本的生活就那么回事，并不富裕。海啸和地震让人们流离失所，无饭可吃，那景象很凄惨的。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观点已演变为政府和商业组织不能长期忽视的问题。几乎每个日本人都对个人自我牺牲和为了国家及公司兴旺的名义长时间工作、居住在不如意的住宅、应付不合理的社会基础结构、在拥挤的火车里长距离上下班来回奔波……失去了忍耐性。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让个体利益为了公司的名义作出不合理的牺牲。当国家并不太富裕时，在明确这种整体利益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之前，人们将会与走向富足的公司（并通过这些公司和整个经济）同甘共苦。目前的争论倾向是，特权是应该给予个人，还是应该给予集团？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与日本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政府通过首相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寻常的，因为要想对日本社会从根本上进行和参与改革，简直就是一种妄想。

团体的和谐在日本人的社会体系中是占第一位的，人们认为个体利益只有团体已变得强盛时才有保障。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叛总是遭到不断的遏止。人们只有在他们所属的团体达到某种稳固的水平，并且只有在他们不可能对这种稳固造成危险时，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日本富有了，为什么他们不应该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就不应该得到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好的生活质量呢？

经产省第一次提交一份正在讨论的从个人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公司角度出发的通商产业政策，以促使日本公司开发一些剩余资源，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生产上。它显然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大声疾呼要享受他们的劳动报酬，包括改善“社会基础结构”，如又好又多的能承受得起的住房，而且是现在，不是以后。

正如它的贸易伙伴所看见的那样，通产省的文件将标志着日本人正充满希望地努力改正所有“错误”的开始，其中包括这样一个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有竞争力的印着“日本制造”字样的商品出口像洪水一般淹没了世界，但日本人却因国内封闭的市场，而不得不在家里可笑地抱怨，并为产品和服务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在这方面，劝说日本公司走通产省文件建议的道路还为时过早。强大的公司将阻挠政府的积极性，因为一旦世界经济复苏，订单就会如雨后春笋而至。

同时，十多年前，劳动省表示它正计划制定新的准则，缩减额外的工作时间。劳动省说这项准则已实行，准则广泛适用于日本公司，其中包括已削减了至少20％的、每周为15小时或每月为50小时的目前建议的超时加班限制。按计划削减时间后，将使日本工人的平均加班时间从1990年的185个小时降到147个小时，或将全部工作时间从每年2044个小时削减为1800个小时。

这项改革有助于反驳其贸易伙伴对日本的批评，他们认为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部分来自于日本工人投入的与欧美相比较长的工作时间。

日本经济处在衰退的边缘，预测不会迅速得以缓解，这对缩减加班时间的运动来说适逢其时。日本公司将发现这个方案在订单减少时要比生意兴隆时更易接受。因为对日本工人而言，虽然现在他们之中许多人正好有机会旅游，看看世界其他地方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但缩减加班时间的运动将证明生意兴隆和有更多休闲时间的愿望，正同样受到关注。这项运动将有助于阻止日本人“过劳死”的发生。据报道，不论人们信与不信，过度劳累都是日本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